- 当他从破烂的公寓窗户向外看去时，看着那些生锈的特拉比车子，看着那些被废弃的、被毁掉的”祖国”，他想要把谁的脸揍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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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和 Leech
Leo 有一个新的伤疤，从他的前额向下穿到右颊。那是几天前的夜晚在一个出租车车站的打斗中留下的。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伤疤，在发梢处、在胳膊上，是他在东德的儿童之家和监狱里留下的。
在前臂上，他有一个英文的刺青 “Skinhead”（光头党），另一条胳膊上的刺青是一个铁十字架和一幅1937年的德国地图 —— 地图向波兰扩展了一半。
他的汗衫上写着 “FAP”，自由工人党（Frei Arbeiter Partei，德国的新纳粹政党）。
“他们是唯一维护工人的政党”，他说，“其他党都是狗屁”。
Leo 没有失业，如果我说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是东德的失业问题催生的，他会嗤之以鼻（译者注：这个说法是很多外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的）。
对于 Leo 而言，新纳粹主义是一种信条、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与一个稳定的工作合拍。他说，毕竟德国人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知道怎么工作。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德国人，所以为了保住在西德一家小公司做组合家具平板包装装配的工作，他让自己的头发长成了体面的平头。
今天他休息，所以在 Leo 位于莱比锡北部劳工阶层社区的这个小公寓里，他和他的同伴，一个16岁、有着一双招风耳的中学生 Leech，正在喝 “煤油” —— 用几品脱啤酒和樱桃酒混合而成的酒饮料。
这儿正在发生的事 —— 一个外国作家（我）谈论新纳粹主义 —— 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我给他们提供了宣传的机会，他们给我提供了鲜明的、并令人很不愉快的 “拷贝” 答案。
我问他们标准性的问题，而他们报之以标准的怒斥。
奥斯维辛？从未发生过！那只是抹黑德国人名誉的谎言！“所有这些用毒气杀人的说法都是屁话，从未发生过”。他们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个，但如果你相信老师告诉你的事，那你就是个傻瓜！
关于德国，没有什么会让你感觉羞耻的吗？没有。国家发动战争，国家输了战争。那又怎样？
对话结束，我得说，像他那样的人代表了正在侵蚀脆弱的德国民主之心脏的癌症。
这已经足够真实，但还有些可以说的。
首先，看看 Leech 的背带，那上面装饰着的是英国的国旗。对于像 Leo 和Leech 这样的 “好德国人”，要承认他们有多感激英国人，那肯定是件尴尬的事。
新纳粹主义也许在英国已经式微，但是光头文化（skin culture）—— 种族主义、发型、和音乐 —— 正席卷从旧民主德国东德波兰-德国边境到法兰克福的地区。
光头文化可能是英国对德国以及新欧洲所做的最为持久的 “贡献”。
Leo may just be what a country gets when it loses peaceful ways of being proud about itself, when the language of national pride is forced underground, when patriotism is hijacked by criminals.
听 Leo 说话的时候，我试图理解，为什么他是我在莱比锡遇到的唯一的对国家有着强烈自豪感的人。
这是他让我警惕的地方。而不是他的伤疤、不是他的铁血言论，也不是他放在门口的短棍。
如果你从他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他来自欧洲唯一不允许对自身有好感的国家。
在民主德国，他们告诉他民族主义等于种族主义；在西德，他们说民族必须为其罪恶赎罪，而且他们开始建立一个以德国马克为基础的后民族主义身份。
当国家不再以和平的方式为其自身感到自豪的时候，当民族自豪的宣言被迫转入地下，当爱国主义被罪恶所绑架，也许，就会产生像 Leo 这样的人。
Leo 也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回归。在西德，大多数人都接受了1945年战败之后加之于它的边界。而在东德不是这样。
Leo 的母亲出生于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那儿曾经是德国的一个省，现在属于波兰。Leo 的父亲在上西里西亚拥有一个农场，用他的话说就是 “一座产业”。
Leo 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1945年春天，俄罗斯人把他们驱赶到莱比锡的时候，家人是如何被俄罗斯人俯冲轰炸，把他们赶到壕沟里逃命。
我问 Leo，是否想要回到上西里西亚参观，他说：“不做游客，绝不。必须跟德国国旗一起回去”。
但 Helmut Kohl 不是签署了条约承认与波兰的边界吗？Leo 轻蔑地吸了一口万宝路，“没有政客能将德国人忽悠出他们自己的土地”，他说。
如果不是成长过程中受到一个工人国家的谎言的蒙骗，Leo 本应该是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身为工人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对于从前的日子，他最痛恨的是党的领导人把阶级团结友爱的言辞变成了对自身特权令人厌恶的辩护。
在昂纳克政权之下做一个光头党，不仅是一种民族主义东德反抗标志；它也是真正的德国工人的一种战斗方式，Leo 激动地说。
Leo 确实有两年 —— 他所称之为 “我被浪费的两年” —— 在昂纳克的监狱里度过，原因是试图逃往西方。
统一之后，Leo 要求作为政治犯获得赔偿。拿1万马克作为补偿给一个会兴奋地点燃宪法的光头党，是对德国好心的民主的又一个讽刺。
但那样的姿态不可能把 Leo 争取过来。因为民主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价值观，只是另一个政权，就像昂纳克的政权，就像之前的希特勒政权。
他曾经生活中社会主义 “之下”，现在生活在民主 “之下”，对哪一个他都毫无敬意。
对他来说，在社会主义之下，至少还有同志关系，“在共产主义之下，莱比锡可能有30～40个光头党，我们会团结在一起。如果有人没钱了之类的，没关系，其他人会帮助他。这样我们所有人都有得吃喝。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算计每一分钱。这太糟糕了”。
我们说 Leo 是反对一个腐败的工人国家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消极、充满谎言的思想残渣，或反对新的统一带来的比以前更多的无家可归者，这并不是为他辩护。
为 Leo 解释并不是为了证明他有理。只是，当他从破烂的公寓窗户向外看去时，看着那些生锈的特拉比车子，看着那些被废弃的、被毁掉的“祖国”，他想要把谁的脸揍扁。
“家”，他痛苦地说，“这里不是家，这里只有不幸”。
如果在洛杉矶或者利物浦，他可能只不过是又一个少年匪帮的小头目。新德国的噩梦在于，它的少年匪帮谈论政治。
也许能让人安心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创新，他们的用词和政治想象都有其渊源。希特勒的危险在于他看上去是全新的。
这些穿着 “希特勒：欧洲之旅” T恤的少年没有自己的戈培尔、自己的里芬斯塔尔或施佩尔；没有扎小辫、穿双排扣西装的中产阶级后现代绅士把自己和这些匪帮绑在一起，为他们的推广和形象而工作。
没有推广、没有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所拿手的迷人魅力，Leo 可以受到遏制。可怜的 Leo，他是如此地道的工人阶级，以至于鄙视我和所有的中产阶级绅士。如果他更圆滑些，也许会知道如何利用我；如果他更愤世嫉俗，也许会真正危险。
实际上他已经够危险了。Leo 知道，当他和 Leech 向避难者住所投掷火把的时候，他们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力比议会里的100次演讲还要强大。
他对这些演讲 —— 呼吁宽容、谴责暴力、鼓吹和解 —— 的轻蔑，完全可以想象。他了解他所看到的薄弱之处。
德国民主如何对待 Leo 呢？除了官方的反民族主义集会、学校里多元文化主义课程，在整个前东德地区，政府正耗资开展一项公共关系运动。其核心形象是一幅海报，上面是一片红色、金色、黑色 —— 德国国旗的颜色 —— 的海洋，标题写着：“这是包容和尊重人类尊严的色彩”。
德国人的一项任务仍然是：你还得提醒人们，为自己自豪的同时不需要憎恨其他人。
这幅海报奋力在汽车和啤酒的广告海洋中让人们看到。抛开其表面的光彩和复杂，这幅海报意味着一种救命的呼喊。
Leo 怎么看？他轻蔑地微笑，摇了摇头。他知道，那海报是在说：现在，‘Leo 们’ 正走向胜利 ……
德国民族主义历史的间歇期
This Volk — simple, clean, pure, ardently communitarian — was the happy projection of an unhappy intelligentsia, seeking the emotional belonging denied them in real life.
种族民族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在拿破仑1792～1813年入侵德意志诸公国期间的创造。
德国知识分子站出来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将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平等契约社会的观点，他们将德意志文化提高到普世文化的高度，反对冰冷的、机械的法兰西个人主义。
在这过程中，浪漫派代表诗人 Novalis、“狂飙突进运动” 代表人物 Schiller、德国哲学家 Fichte 和社会学家 Müller 等人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民族的真正喉舌。
而他们的民族主义信条倾向于捍卫已有的秩序、反对法国人，后来激发出统一和变革的激情。消解了等级制度和德意志诸公国。
对于浪漫派而言，社会权威的新的主体是 “人民”，一种德意志民众的高度浪漫、抽象的形象。
“人民” 是法国 “民族 la nation” 理念以种族为决定因素的变种。这个 “人民” —— 简单、干净、纯粹、热忱于公有社会 —— 是一个不快乐东德知识界的快乐投影。他们寻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拒绝的情感归属。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意识形态。在浪漫派看来，它变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的信条，表达了他们对在法国出现的世俗民主的嫉妒和憎恨。
浪漫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对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飞跃，倾向于一种个人通过归属于 “人民” 的强烈体验，获得内在自由的社会景象。
德国历史学的传统之一，是将希特勒的恶性民族主义追溯到显然无辜的德国浪漫派情感主义，然而，我们如何从浪漫主义先驱、哲学家 Herder 那里得出希特勒？
至少是从那个给出著名评论—— “因此从根本而言，所有的比较都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根源于其内在的幸福核心” —— 的 Herder 那里？
希特勒扩张性、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普遍化的信条。德意志要成为所有一切的比较标准。这恰恰是 Herder 历史化、相对化的民族意识理念所否认的。
希特勒统治下的大屠杀结果也不应让我们倒过来重写 “人民 Volkisch” 民族主义的历史，他对把从 “人民” 的定义中排除犹太人付出了始终不懈的努力。
事实上，反犹主义直到1871年之后还未成为德国民族主义的中心，而它成为中心，盎格鲁撒克逊的反犹主义、法国的优生学、和美国的新达尔文主义，与德国本土的舆论潮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而且，犹太人只是德国民族主义可以抓来定义 “他者” 的族群之一。就如法国大革命后，是法国人；1871年后，是斯拉夫人。
德国人始终对他们东部与斯拉夫各民族东德边界高度关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德国人大规模迁移到东部临近斯拉夫人的边界，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殊性。
东部的大型德国人社区保留了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事实上许多斯拉夫 — 德意志的民族同化确实发生了，但是，民族自我认知的决定性因素是并未发生的那种同化。
东部的斯拉夫边界地带让德意志的核心地带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拥有清晰的种族边界的国家，这是法国无法比拟的。
随着斯拉夫人自己从德国人那里了解了种族民族主义，轮到德国人为他们东部边界上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的 “民族统一蓝图” 而恐惧了。
只要两大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保持对斯拉夫新兴民族的控制，这种对东部的恐惧似乎是可以容忍的。而一旦这些帝国在1918年解体，一个新的斯拉夫帝国在列宁及其后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在衰弱的德意志边界崛起，德国人对斯拉夫野蛮的古老恐惧，复活了。
这些恐惧被希特勒熟练地加以操控，他在多种族的帝国熔炉维也纳长大，早已开始讨厌其浓重的多种族性，视其为对德意志人民天然优越性的冒犯。
即使我们注意到德意志对斯拉夫人千年以来的恐惧，以及他们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是像最近一些历史学家那样，宣称 “德国从德意志民族身份存在一刻起就在准备大屠杀”，也不过是某种媚俗的形式而已。
这无异于说，从现代性存在的那一刻起，从有铁路和煤气炉开始，大屠杀就准备要发生。
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德意志民族的种族性定义会清除其他所有可能的竞争选择？对此如何解释？
因为竞争始终存在。在1848年席卷德意志各公国的革命之后，法兰克福议会走得如此之远，其集会甚至是依据德意志公民身份，不仅仅是那些种族上的德意志人，而是 “所有那些在德意志居住的人 …… 即使按出生和语言他们并非德意志人”。
战后德国转向这样的传统 —— 即使它们已被扫地出门 —— 试图为自己界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形象。
Unlike the reactionary ethnic nationalism of the Romantics, “state nationalism” had a strongly modernizing impetus. It sought above all to forge a nation-state, not by calling up the romance of the Volk, but by creating collective civic attachment to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Reich.
除了明确的自由派和公民传统，还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为 “国家民族主义”。
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的施泰因 — 登贝格改革、以及俾斯麦1871年达到顶点的统一计划，提供了意识形态动力。
与浪漫派保守的种族民族主义不同，“国家民族主义” 拥有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它力图首先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不是通过召唤浪漫的 “人民”，而是通过创造对帝国机制的集体性公民依附。
希特勒魔鬼式的成就就是将德意志 “帝国” 民族主义的和 “人民”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行捏合在一起，形成德意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种族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竞争来源由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作为1941年以前欧洲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它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和反民族主义意识的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一直坚持 —— 如果不算成功的话 —— 反对种族特殊主义，它的余脉仍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延续。
一方面，工人支持的党派拒绝表达民族性的言论，认为它是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另一方面，传统的德国保守主义未能在德国工人中为宪法民族主义赢得支持。
希特勒趁虚而入。
德国左派和右派都没有能够在德国劳工阶层中为宪法、公民的民族主义赢得决定性支持，这一灾难性的失败为希特勒打开了道路 —— 放弃它们，转向一种极其恶毒的种族民族主义。
希特勒是德国第一个将民族主义转化为流行大众运动的政客。
他的仇恨政治指责战胜的协约国对惩罚性的《凡尔塞和约》负有责任，指责犹太人的阴谋对大萧条负有责任，从而 “精明” 地将人民划入高贵的受害者之列。
受到误导和挫败的人民转向希特勒，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取悦他们，消除他们的不安，使他们相信其他人应该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负责。
民族主义提供给党的信徒一种政治麻痹剂，一种永远愤慨、欢欣、偶尔暴力的兴奋状态；使他们从正常的、沉闷的普通生活中逃离出来。
德国自由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都未能证明自己强大到足以阻止希特勒，但如果人们将它们排除到故事之外，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会变成一次漫长的、严酷的、毫无特征的通向希特勒的进军。
而且，如果你从故事中排除德国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的传统，你就不能解释战后自由派、社会民主派意识的复兴。
换句话说，你就不能解释45年来在联邦德国的民主的真正事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德国历史不是其命运，未来不是过去的囚徒。只有民族主义者才会那样认为。
美杜莎餐馆和伏尔泰咖啡馆
莱比锡机场和法兰克福机场只有45分钟的飞行距离。两个城市的规模大体相当，两者都有巨大的国际贸易展会。
它们互相之间犹如孪生兄弟，统一以来，法兰克福官员来的莱比锡，告诉他们如何管理城市。
但即使他们是双胞胎，从他们的机场你是无法知道这点的。
莱比锡的机场有两个登机口、三架飞机、一个酒吧、几个售货柜台、一个租车处，仅此而已。而在法兰克福机场，我在数到100以后就忘记了登机口的数字，我没有数清有多少酒吧、餐厅、服装店、色情影院、报刊亭、书店、租车处…… 它不像一个机场，而是像一个大理石和玻璃构成的市场，处于新欧洲的枢纽。
巨大的飞机在出发大厅的窗外升起，窥视着候机的旅客，犹如水族馆中的鲸鱼。你可以想象，当第一次从莱比锡来到这里，带着硬纸板箱子走下飞机时，法兰克福机场给 Schindler 夫人、 Börner 先生、或 Böhnke 先生会造成何等的印象。
空中小姐胳膊下夹着写字板，嗒嗒地走在大理石地板上；商人们背着西装袋匆匆而过。走向等待出租车的队列；在移动的人流中，你偶尔可以辨认出一小座静止的岛屿：一对紧紧拉着孩子的东德夫妻，他们盯牢孩子，迷茫而迟缓，无人注意。
在他们周围，收银员敲击着键盘、抽屉开开关关；摄像机和计算机、个人记事本和随身听在玻璃橱柜的转动平台上缓慢地旋转，诱人，但无法触及。
15年之后，是否还能分辨出东德人和西德人？是否人人都将晒得黑黑的、说同样的美式英语？穿同样的皱巴巴的亚麻西装？看上去疲惫不堪、就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颠簸、正奔向出租车站的德国商人？
市场最终会将两个国家合成一个民族吗？
也许会。但是，记忆是顽固的、难以调和的。15年后，也许只有一个德国，但两个德国的记忆将在长得多的时间中继续存在。
法兰克福，我下榻宾馆的酒吧里有一台固定在墙上的电视机，我看到8点钟新闻。
字幕显示：“3个人在纵火袭击中丧生”。
“显然是来自右翼极端组织的暴力分子晚间杀死了三人。犯罪嫌疑人放火焚烧了位于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摩恩市的两座房子，房子里住的是土耳其家庭。一名妇女和两个女孩死于大火。”
“在两个打给警察局的电话中，纵火犯以 ‘嗨！希特勒 Heil Hitler！’ 挂断电话。”
在屏幕上，我看到了茫然的消防员，他们黄色的外套被水浸湿了，眼睛被烟雾熏得通红，正撤离这座被毁坏的两层楼砖房。带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亮的绿色棺材。
“死者中有一名10岁的女孩。其母亲在摩恩已经居住了20多年。事实上，女孩是在这里出生的”。
我听到德国总理在电视上说：“发生在这儿的事情只能证明其自身的野蛮，完全不能为任何人类的感性所理解”。
他随后说的话有点奇怪：“此刻，我也要对我们的土耳其同胞公民，包括男性和女性，表达特别的慰问，他们在我们之中已经居住了多年”。
同胞公民？奇怪的失误。每个人都知道，土耳其人可能在西德出生，一辈子在这里工作、纳税，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公民。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a passport?” he says bitterly. “Hang it around my neck?” Will a passport make people stop calling him a dirty Turk? Will a passport make German workers share a cigarette with him on the factory floor? He has a Turkish face, and the formal rights conferred by a passport will not change the looks he gets from Germans.”
在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区的美杜莎土耳其乐师正在为琵琶、手鼓、竖琴、齐特琴挑选乐曲。
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在跳舞、穿梭在桌子间，来往于这个位于街道之下、粉刷成白色迷宫一样的通道中，侍者们艰难地在沸腾的舞池中移动，托盘上放着啤酒、烤肉串和土耳其沙拉。
20多岁的 Huseyn 和 Zu 都说着一口完美的德语。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从土耳其来到这里。德国是他们所了解的一切。
Zu 可以 —— 像人们说的 —— “完美地冒充德国人”：她有着俏皮的金发和浅色的皮肤，曾经为美国运通公司工作过，说那种怪怪的美式英语。这是法兰克福的第二语言，这种英语事实上是在宣称：“我不只是德国人，还是欧洲人”。
Huseyn 握着她的手，她轻抚着他胡须之上的面颊。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愿意谈论摩恩的新纳粹袭击事件。他们宁愿把它抛开，这是又一个夜晚，让他们可以听齐特琴、跳舞，忘记外面大街上实际发生的事。
对于他们，实际问题不是愤怒或恐惧，尽管有很多这种东西。“当我听到总理表达他的歉意时，仅此足以令我爆发”，Huseyn 咕哝着说。
实际问题是他们现在归属哪里？他们是否可以归属任何地方。
“我不知道去哪里”，Huseyn 说，“我在这里长大，我讲德语。我爱土耳其，但那里不再是我的家园”。
随后他又说，“但我始终想着回去”。
他伸出手，再次握住 Zu 的手。
在德国，大街上他们可以在一起。由于父母不允许，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但是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叔叔有时候让他们在他的住处过夜。
Huseyn 和 Zu 羞涩地笑了。现在，如果在土耳其，Zu 玩着她的啤酒杯垫说：“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他不是问题，但对我是问题”。
即使 Huseyn 最终能在这里获得公民身份，他觉得也不会有太大差异。“我应该拿护照怎么着呢？” 他痛苦地说，“把它挂在脖子上吗？”
一张护照会让人们不再叫他 “肮脏的土耳其人” 吗？一张护照会让德国工人在工厂里和他一起抽烟吗？他有一张土耳其人的脸孔，一张护照授予的正式权利不会改变德国人看到他的样子。
将来，Huseyn 也许会归属于德意志国家，但绝不会归属于德意志民族。
第二天早晨，法兰克福当地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下着雨。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跪在人行道上制作标语牌，牌子在雨中有点被淋花了。
标语牌和海报是孩子们写的，他们的话包括 “外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和 “我们都是土耳其人”。
大约有15名老师、父母和孩子，他们从操场出发，游行穿过社区。
我加入了游行队伍，穿过郊区下雨的街道。与这些孩子们肩并肩，他们的面孔满怀希望和天真，带有高尚情感举着雨迹斑斑的海报。
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行动。我们不会把自己算到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去。我们不是那些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当然，问题并不是体面的德国人会不会站出来。在数周和数月的时间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站出来游行。但这种天真的、荣耀的道德自恋形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但我不对其最糟糕的行为负责。
所以当我们游行时，我们将自己与摩恩、罗斯托克、索林根，与一系列那晚的火苗、火把、弹簧刀、尖叫和靴子的踩踏产生联系的城镇，区别开来了。
在人群中，我遇到一个秃头的中年工程师，他和女儿拉手走着。我告诉他我刚从莱比锡过来。
“刚从东部回来，是吗？我一个人在这里待了六个月。真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没有希望。没有人有体面的日间工作。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东德人]绝望、不可救药。从不停止抱怨”。
他战栗了。他说：“欢迎回家”。然后握紧女儿的手。
当然，他绝不会像如此随意地谈论他的德意志同胞那样谈论土耳其人。
奇怪的人们，互相之间如此地不喜欢。
小小的游行队伍在街道上行进，沉默的旁观者从旁边经过，脸上看不出他们对这些标语怎么想。
我开始和一个名叫 Sabine 的年轻女人交谈。她解释说，她的孩子太小，现在还没上学。那么她为什么来参加游行呢？
她有一张修长的漂亮面孔，锐利的蓝色眼睛，挽起的头发是褐色的，辫子垂在背后。说话的时候，她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悲痛的距离。
“我不太确定，只不过是来了。只不过是没有坐在家里。”
她将黑色长外套拉紧，裹住肩头，打了一个寒颤：“现在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丑恶，那么多的仇恨”。
她的声音里带着苦恼：“我没办法让我的孩子们远离这些。我想要，但是没办法”。
我们沉默着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停下来，抹了抹头发上的雨，似乎终于找到了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里的话：
“我害怕。在德国，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