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正在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数字战争。新疆已成为令人窒息的信息真空。但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小社区，数字抵抗正在开始……
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正处于监视封锁状态。现在有一百万民族维吾尔人在集中营里。一举一动都在受到监视。
但在距离3000英里外的伊斯坦布尔，一个维吾尔族妇女社区正在通过智能手机进行反击。
住在信息真空之外
Nurjamal Atawula 记得她第一次拿到智能手机的样子。
那是2011年，她住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绿洲小镇和田。
她喜欢为自己的孩子拍照，并在外出时与丈夫使用表情符号沟通。
2013年，Atawula 下载了中国社交消息应用程序微信。
不久之后，传闻在她的朋友网络中出现：政府可以通过手机跟踪你的位置。
起初，她不相信他们。
2016年初，警方开始对 Atawula 的家进行了例行检查。她的丈夫经常被叫到警察局。
看见警察，Atawula 的孩子们开始害怕畏缩。
这家人决定搬到土耳其以逃避压迫性的监视。
Atawula 的丈夫决定在他住在新疆期间送她前往土耳其并等待孩子们的护照。
“我离开的那天，我的丈夫就被捕了，” Atawula 说。
当她于2016年6月抵达土耳其时，她的手机就罢工了 —— 等她修好手机时发现，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都将她的微信账号删除了。
她独自一人在伊斯坦布尔，她与新疆生活的数字联系已经结束。
除了在2016年12月底与她的母亲打了11分半钟的 Skype 电话之外，与所有亲戚的沟通已经完全切断。
“有时我觉得我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只是我的梦想，我一生中一直是孤独的 —— 从我出生以来就是这样，”她说。
30岁的 Atawula 现在独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人阶级社区 Zeytinburnu。
这里是土耳其最大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家园，维吾尔族是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上广阔、资源丰富的沙漠和山脉之地。
Atawula 是居住在土耳其的约34,000名维吾尔人之一。她无法联系任何亲戚 —— 不论是通过电话、微信、还是任何其他应用程序。
“当我看到其他人与家人进行视频聊天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她说，“我想，为什么我们甚至不能听到自己孩子的声音？”
对于新疆的维吾尔人来说，任何来自外国电话号码的联系，虽然没有规定非法，但是都会被视为可疑的极端主义行为，可能意味着即时逮捕。
居住在土耳其的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已被家人在社交媒体上删除。
许多人不敢尝试联系，因为担心中国当局会惩罚他们的亲属。
这只是习近平政府对中国维吾尔人进行严密控制的监控方式之一，它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产生了连锁反应。
Aywula 居住的伊斯坦布尔郊区 Zeytinburnu 位于城市蜿蜒的高速公路后面，点缀着供应维吾尔美食的餐馆和咖啡馆：滑溜溜的面条、烤羊肉串和绿茶。
维吾尔分离主义旗帜 — 土耳其国旗的浅蓝色版本 — 在这里是常见的景象。这是被中国禁止的，代表东突厥斯坦。
新疆 — 中文意为“新边疆” — 于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控制。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维吾尔独立是一个笼罩在中国党议程上的威胁。
政府试图通过鼓励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群大规模迁移到新疆来消灭分裂主义并“同化”维吾尔人。
九十年代，维吾尔族和中国警方之间爆发了冲突。在3月份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将那场冲突定义为分裂主义团体实施的“不人道、反社会和野蛮行为”。
与此同时，国际特赦组织描述了1997年在新疆古尔亚（伊犁）举行的抗议活动，这是一次和平示威最终变成了大屠杀，引用的是流亡的维吾尔活动家 Rebiya Kadeer。
9/11之后，中国政府似乎通过模仿乔治布什的反恐战争来针对新疆的分裂主义团体。
2009年，新疆首都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爆发了血腥的民族冲突。它被称为“中国的9/11”。
警方将该市置于封锁状态，实施了互联网中断，并削减了手机服务。这是控制维吾尔族人口的新政策的开端 —— 数字化控制的开端。
近年来，中国通过智能手机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了打击。
2011年，中国IT巨头腾讯推出了一款名为 WeChat 的新应用程序 —— 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Undidar”。它很快成为中国重要的沟通工具。
微信的发起是“一个巨大的救济和自由的时刻”，维吾尔族学者 Aziz Isa 说，他曾在伦敦 SOAS 大学研究维吾尔人使用微信的情况。
“在维吾尔的生活中，我们从未有过以这种方式使用社交媒体的机会”，Isa 说，描述了维吾尔族人如何跨越阶级分歧公开讨论从政治到宗教到音乐的一切。
到2013年，大约有一百万维吾尔人正在使用该应用程序。Harris 和 Isa 观察到伊斯兰教内容的稳步上升，“其中大多数是非政治性的，但其中一些是公开激进的和政治反对的。”
Isa 记得他所看到了一些更民族主义的内容感到担忧，尽管他认为这样的内容占所有帖子的不到百分之一。他说，大多数维吾尔人当时“并不理解当局正在偷窥。”
这种在微信上不受限制的沟通仅仅持续了大约一年。
但是在2014年5月，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个工作组来消除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中的所谓“弊端”，特别是“导致暴力、恐怖主义和色情的谣言和信息”。
微信与其竞争对手的应用程序一起被要求允许政府监控其用户的活动。
Miyesser Mijit（化名）在2014年离开新疆，就在镇压之前。在中国大陆的本科学习期间，她和她的维吾尔族同学已经学会谨慎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如果他们被发现在网上表达了宗教信仰，就会担心自己会被大学开除。
Mijit 的哥哥在21世纪后期被选入新疆警察局，他警告妹妹在使用数字技术时要注意自己的语言。
“他总是告诉我不要分享我的宗教信仰”，Mijit 说。她没有参加有关宗教的广泛的微信对话。
如果她的朋友发送了有关伊斯兰教的信息，她会立即将其删除，并在回到新疆大学之前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对维吾尔人的监控不仅限于他们的智能手机。 Mijit 记得2013年夏天她第一次见识到了面部识别技术。
她的哥哥带着一个比手机略大的装置从警察局回家。
他用那个设备扫了她的脸，并录入她的年龄范围大约在20到30之间。该设备迅速提取了有关她的所有信息，包括她的家庭住址。
她的哥哥警告她，这项技术将很快在新疆全面推出。 “你的一生都将被记录，”他告诉她。
……
2014年5月，除了微信镇压外，中国当局还宣布了更广泛的“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的攻坚战”。
这是对维吾尔族武装分子几起引人注目的袭击事件的回应，其中包括2013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起自杀式汽车袭击事件，2014年春天，昆明火车站的 砍伤事件，随后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市场爆炸事件。
在乌鲁木齐的家经历了警察的每日检查后，Mijit 决定离开新疆前往土耳其。
当她在2015年回来度假时，她看到每隔几百英尺就有一个面部识别装置 —— 就像她哥哥当时拿回来的那个装置。当她到达城门时，她的脸被扫描了一下。
“我下了公共汽车，每个人都被逐一检查，”她说。每次进入超市，商场或医院时，她都会被扫描。
38岁的 Amina Abduwayit 是来自乌鲁木齐、现居住 Zeytinburnu 的女商人，她记得自己的脸被扫描并输入警方数据库的场面。
“那就像一场猴子表演，”她说，“他们会要求你盯着这个和那个；他们会要求你笑，然后你就要笑，他们要求你瞪眼，然后你就必须瞪眼”。
Abduwayit 还被要求向警方提供 DNA 和血液样本。这是中国政府为建立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生物识别数据而进行的一项更大规模的全面运动的一部分，
最后，Abduwayit 被要求向警方提供声音样本。 “他们给了我一份报纸，要我大声朗读了一分钟。那是一个关于交通事故的故事，我不得不三次朗读。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声音低沉”。
中国人工智能巨头 iFlytek 占据了中国语音识别行业70％的份额，并率先在新疆开展了语音识别软件的开发。
- 《提醒注意大规模监视新途径：国际刑警组织使用 192 个执法机构的样本推出*国际语音识别数据库*》
- 《匿名终结者：为什么说声音识别是所有隐私入侵手段中最为可怕的一种？》
- 《强行收集声纹》
- 《你上传的任何照片、视频和音频都在被用来训练AI，再反过来监视你》
2017年8月，人权观察发现 iFlytek 向新疆警察局提供声纹技术的信息。
iFlytek 于2017年在硅谷开设办事处，并在“在公安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以提供“公共安全和取证鉴定的新体验”，这是根据其网站的中文版本介绍。
人权观察还认为，该公司一直在与中国公安部合作试行一个监控电话交谈的系统。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公司的创新工作进行了检查和评价，”iFlytek 的网站上写道。
住在芬兰的维吾尔活动家 Halmurat Harri 于2016年访问了吐鲁番市，并对近乎不断的警察检查的心理影响感到震惊。
“你无法呼吸。每次呼吸，你都要小心”。他记得和一个朋友一起开车去沙漠，他告诉他他想看日落。
他们将手机锁在车内，然后走远。 “我的朋友说，告诉我外面发生了什么。外国是否知道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压迫？…… 我们谈了几个小时。他想整夜待在那里。”
为了将新疆变成世界上监管最严格的监视国家之一，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网格式监控网络。
根据中国安全和监控专家 Adrian Zenz 和 James Leibold 的说法，到2016年，乌鲁木齐市将安装超过160,000台摄像机。
在陈全国2016年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后的一年里，有超过10万个与维稳有关的职位被宣传，而维稳支出则增长了92％，达到惊人的86亿美元。
这只是整个中国巨大的国内安全投资的一个更广泛的故事的一部分，2017年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970亿美元。
目前约有1.73亿台摄像机正在监视中国公民。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已制定计划，实现“关键公共区域”100％的视频监控覆盖。
对于维吾尔人来说，“新疆的就业形势既困难又有限，”Zenz 说。许多好工作都需要流利的中文 —— 许多维吾尔人都没有。
加入警察部队是向维吾尔人提供的绝少的可行机会之一，工作任务是监视自己的同胞。
中国数字古拉格的增长
2018年8月，一个联合国人权小组表示，相信有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一个“保密的大规模拘禁营”中。
起初，中国完全否认了拘留营的存在。但随后，在2018年10月，政府宣布启动了“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并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他们所谓的“培训中心”合法化。
在2018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人权观察发现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具有文化大革命以来未见的范围和规模，营地的建立反映了北京要“以自己的形象改造新疆”的承诺。
54岁的 Gulbahar Jalilova 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服装零售商，在乌鲁木齐的拘留营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她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
根据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在中国发出的逮捕令，她因涉嫌参与该地区的恐怖活动而被拘留。
警察指控她通过她在乌鲁木齐的一名雇员洗钱，后者也被捕了。
Jalilova 被带到了新疆首都众多临时拘留中心之一的 kanshousuo。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她被转移到乌鲁木齐的三个不同的监狱和营地。
她对拘留期间的生活印象深刻：一个10×20英尺的牢房，最多的时候容纳50人紧紧地坐在一起，完全伸不开腿。
自2018年8月获释以来，Jalilova 一直在努力回忆，她用笔记本记录了与她一起被记录在案的所有女性的名字。
她还记录了被捕的原因，其中包括下载 WhatsApp —— 一个在中国被封锁的应用程序 —— 存储了多位著名维吾尔族学者的作品，并在手机上被查到存在宗教内容。
她记得牢房里四面都是摄像头，电视安装在门上方。 “北京的领导人可以看见你，”警卫告诉她。
每月一次，Jalilova 描述卫兵如何将习近平的讲话发给囚犯，让他们写下检讨书。
“如果你写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们就会惩罚你，”Jalilova 说， “你只能写’感谢党，我已经清除了这个或那个’，’一旦我被释放，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她于2018年8月获释并来到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不再安全，政府会将维吾尔人驱逐回新疆。
恢复力和决心
虽然没有关于拘留营的官方统计数据，但志愿者组织的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已经为他们失踪的亲属整理了3000多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证词。记录显示，约有73％的被拘留者是男性。
因此，近年来逃离新疆到土耳其的大多数人是女性。当地活动人士估计，土耳其65％的维吾尔族人口是女性，许多人与丈夫分开。
在 Zeytinburnu，他们住在一个共享公寓网络中，通过在当地纺织业无证工作，赚取生活费。
没有丈夫的妇女们在其他维吾尔人中被称为“寡妇”。他们的丈夫被困在新疆，她们不知道丈夫是活着、被监禁了还是已经死了。
35岁的 Kalbinur Tursun 于2016年4月带着她的小儿子穆罕默德离开新疆，这是她当时唯一一个拿到了护照的孩子。她把她的其他孩子和丈夫留在了新疆。
她怀上了第七个孩子，一个名叫 Marziya 的女儿，她担心她会被迫中止妊娠，因为她已经生育了比中国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标准更多的孩子。
当 Tursun 第一次到达土耳其时，她每天都使用 WeChat 和她的丈夫视频通话。 Tursun 相信中国警察于2016年6月13日逮捕了她丈夫 —— 因为这是她最后一次与他交谈。
然后，一位朋友告诉她，由于她决定离开中国，她的丈夫被判入狱十年。 “我很害怕我的孩子们恨我，”她说。
土耳其被视为是比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更安全的地方，包括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其领导人最近都驳回了维吾尔人的避难申请。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维吾尔人一直从中国流入土耳其。他们没有获得工作许可证，许多人希望自己最终能够在欧洲或美国找到避难所。
土耳其传统上一直担任维吾尔人的保护者，他们认为维吾尔族是突厥族，近年来，但是，由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有所改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一直不愿为维吾尔人说话。
在2019年2月9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哈密·阿克索（Hami Aksoy）打破了外交沉默。
“这不再是一个秘密，超过一百万维吾尔族人遭到任意逮捕，在拘留营和监狱遭受酷刑和政治洗脑，”Aksoy 的声明中写道。
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英拒绝了这些说法，称这一说法是“基于谎言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她强调了中国和海外“三股邪恶力量” —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 的威胁。
华说，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新疆居民“现在有了更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当地人脸上的笑容是对这些谣言最有说服力的回应。”
华还强调了土耳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如果它在反恐方面采取双重标准，它最终只能伤害自己和其他人，”她说。
来自乌鲁木齐的女商人 Amina Abduwayit 在2015年抵达土耳其时害怕自由发言。
“即使我离中国很远，我依然生活在被他们监视的恐惧之中，”她说。虽然她现在感觉不那么害怕了，但她还没有在逃离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打开过微信。
其他人试图使用微信与他们的家人联系，但信息的传输变得越来越慢。
2016年，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应用程序是如何通过跟踪关键字使用来审查其用户的。
可以标记帐户的关键词包括与维吾尔族问题相关的任何词语，如“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2012年喀什骚乱”，以及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任何事。
在 Zeytinburnu，42岁的女裁缝 Tursungul Yusuf 记得，随着2017年的发展，新疆亲戚的电话和短信变得越来越简洁。 “我们会尽可能简短的发言”。
他们会使用密语发言 —— 比如如果有人被监禁在集中营，他们就会说他“被送进了医院。”
我们无法畅所欲言。我的大女儿在她的微信简介上写下了“我很无助”。然后，在删除我之前，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Assalam”。
另一种微信代码是通过表情符号开发出来的：凋谢的玫瑰意味着有人被捕。一个黑暗的月亮意味着进了集中营。一个太阳表情符号意味着“我还活着”。一朵花意味着“我被释放了。”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活动家 Aydin Anwar 回忆说，维吾尔族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写 “inshallah”，而他们现在写“CPC”。
在少数情况下，她能够与亲戚说话，她说“听起来好像他们的灵魂已经从他们身上取出去了。”
到2017年底，土耳其的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
在 Zeytinburnu 的公寓里，维吾尔族活动家和诗人 Abduweli Ayup 正在与 Amina Abduwayit 协作，这名女商人在警察拿走她的 DNA 后逃离了新疆。
他们正在拍摄他们计划上传到 Facebook 的视频。Abduweli 使用智能手机拍摄她，而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讲述她的家乡乌鲁木齐是一个“数字监狱”。
Abduwayit 描述了那里的人们如何害怕在清晨打灯，因为担心警察会认为他们在祈祷。
然后，她列出了她认为已被转移到拘留中心的所有家庭成员。
Abuwayit 只是在土耳其数百名维吾尔族人中的一员 —— 全世界有数千人 —— 他们决定将他们的故事上传到互联网。
自去年这个时候以来，发生了一场数字革命。总部位于芬兰的维吾尔活动家 Halmurat Harri 相信自己是第一个拍摄证言的人。
去年四月他在 Helsinki 住所的卫生间里拍摄的一部手机视频中说：“我希望我的父母有自由，作为维吾尔人的自由”。“然后我给人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制作自己的见证视频”。
来自维吾尔人的厨房、起居室和卧室的智能手机拍摄的视频开始陆续出现在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上。
Ayup 描述说，开始的时候人们会“掩饰自己的脸，害怕自己的声音被认出来”，但是随着2018年噩梦的进展，人们变得更加勇敢了。
Gene Bunin 是一名驻中亚的学者，负责管理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并编制了数千份来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证词。
“有证据表明，政府愿意为那些亲属提供录像证词的人做出让步，” Bunin 说。
他被告知，在他们的亲属在网上发布证词后24小时内，被关押的人就被释放了。 “这是新疆当局对这些视频做出反应的强烈迹象，”他说。
中国最近加强了对新疆实践的辩护，似乎是为了回应西方的关注。
3月，路透社报道中国将邀请欧洲外交官访问该地区。此前，新疆省长 Shohrat Zakir 发表声明称那个集中营是“寄宿学校”。
今年春天，Harri 开始制作 #MeTooUyghur 的标签，鼓励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要求证明他们的家人还活着。
来自国际维吾尔族侨民的大型 WhatsApp 新闻组也是社区团结的重要来源。
2018年12月24日，Kalbinur Tursun 坐在她在 Zeytinburnu 管理的女装店，滚动着一个维吾尔 WhatsApp 群组。她是一位母亲，她的5个孩子被留在了新疆。
她从早到晚不断查看这个 WhatsApp 群组。因为几百名维吾尔族成员发布了近乎不间断的视频和有关新疆危机的最新消息。
她看到了一个孩子们做游戏的视频，Tursun 很惊讶。在图像左侧，她认出了自己六岁的女儿 Aisha。
“这就像一个奇迹”，她说， “我只会在梦中看到我的孩子，我从没想过会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她。” 自从她上次听到女儿的声音已经过去两年了。
该视频似乎来自和田省所谓的“小天使学校”之一，距离 Tursun 居住的喀什大约300英里，据报道有近3000名维吾尔族儿童在这里被关押。
Tursun 想知道她的另外四个孩子是否可能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该省共产党官员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孤儿院由警方巡逻，以“提供安全保障”。
与全球维吾尔族侨民中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同，Nurjamal Atawula 在微信联系方式中断后设法找到了与家人联系的方法。她使用了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写信。
2016年底，她听说 Zeytinburnu 的一位女士经常往返于土耳其和她留在新疆的父母居住的村子。她让那个女人给她的家人带一封信。女人同意了。
“当我写这封信时，我觉得自己生活在黑暗时代，” Atawula 说。她把信给了那个女人，同时还有她给孩子的小礼物和她为家人攒的钱。
一个月后，她收到了答复。这位维吾尔族妇女，她称之为“姐姐”，将她哥哥的一封信偷偷带出了中国，藏在一包纸巾里。
但是在第三次旅行捎信之后，那个女人就消失了。
Atawula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仍然继续写信给她的家人，但她的信件现在被保存在日记中，希望有一天她的孩子能够读这些信。
自 Atawula 收到她哥哥的回信以来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她把那封信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仍然放在那堆纸巾里。在那段时间里，她只读过三次，好像读多了就会让那封信失去力量一样。
我漂亮的妹妹：
你好吗？你离开乌鲁木齐后我们无法联系你，当我们收到你的来信时，我们非常高兴。我有一肚子的话……也许在我们团聚之后，我们可以互相说出来。你说你想念孩子们。愿真主给你耐心。妈妈、我和亲戚们都非常想念你。我们对你有非常多的希望。请坚强，不要担心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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