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新聞稿-饗宴契約 幸福滿分－臺北市查核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 從清代到民國五〇年代，儘管已有酒樓、菜館幫人辦外燴，但僅限於城市；農村地區偶爾有兼差幫人烹煮宴席菜餚的村民，他們不是專業的廚師，只是廚藝稍微比一般人好些，但因為能做的菜色相當有限，甚至食材都得讓主人家自己準備，因此完全稱不上是一種行業。 大約到了民國五〇年代之後，一些代工烹煮的村民開始感受到兼差辦桌的利潤比務農還要好，辦桌也就逐漸邁向專業化的進程。 而台灣現代的辦桌活動，則在1970年代興起，並以1980年代為最盛。 由於只要有棚子就能辦桌，因此場地費用的支出並不多，宴客的主人家往往會將主要的費用展現在食材上，盡力讓每個客人都能吃飽並且盡興而歸。 而在宴席的過程中，主人家常會為了熱絡氣氛，多半會加入娛樂節目，聘請藝人演唱跳舞，在早期的傳統社會當中，更有主人家會請脫衣女郎來跳鋼管舞。 從清代到民國50年代，儘管已有酒樓、菜館幫人辦外燴，但僅限於城市；農村地區偶爾有兼差幫人烹煮宴席菜餚的村民，他們不是專業的廚師，只是廚藝稍微比一般人好些，但因為能做的菜色相當有限，甚至食材都得讓主人家自己準備，因此完全稱不上是一種行業。 以大範圍來說，北部人吃得較鹹，南部人則是喜愛偏甜的口味，所以菜色的挑選以及味道，也都清楚的反映出當地的飲食文化。 當時的官府貴人家中設有所謂的「四司六局」，專門從事酒席的辦理，性質與現代的辦桌行業雷同，為盛大宴會供役。 四司指的是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而六局指的則是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及排辦局。 第三種是「主客共食」，從生命禮儀宴來看，意味著以共食來與至親好友慶賀新的人生階段或重大事蹟；在歲時祭慶宴當中意味著，以共食來與相關的群體完成重要的歲時例事；社團聚會宴意味著，以共食來建立或鞏固特定的人際關係；調和與感恩慰勞宴代表著，以共食來處理人情世故的意義。 外燴 第一種是「人神共食」，俗語說：「依神食福」、「有吃有保佑」，意味著以設宴共食來達到人神之際的感應，其主要呈現在歲時祭慶宴部分。 因為總舖師所燒的菜中，蘊含著濃濃的人情，喚起了腦海中原本快要遺忘的記憶，所以，這些美好的記憶，就能用來療慰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受的傷。 這裡是一個為茶文化注入新氣息和發揚茶文化、找茶趣、茶諺的新園地，歡迎大家共同參與。 說它難忘不是蟳殼上豐潤的卵黃，而是因為母親總是會幫我取出蟹螯裡飽滿豐美的蟹肉的愛心。 而且在吃完米糕後，我們小朋友們就開始週遊列桌，到處與各桌玩伴們追逐。 會如此做的原因是在中間那幾道菜像是筍絲大封或是富貴全雞對於那時的我來說還是不夠有吸引力，一直要等到油炸的菜色出現，心裡就要開始盤算著該如何才能從我姊姊們手中搶到那支酥炸大明蝦或是炸雞腿。 最後的高潮是水果甜湯和點心冰品，畢竟小時候不是常有機會享受冰淇淋或是小蛋糕。 而且當一桌桌賓客陸續離開時，我和姊姊們就會巡查看看其他桌，是否有多餘的養樂多可以打包帶回家。 這還沒結束喔，我最喜歡參加喜宴後在送客時，聽老人家們拿著喜糖說出「尪某感情糖蜜甜，兩人牽手出頭天，闔家平安大賺錢，子孫富貴萬萬年。」這種屬於台灣特有的四句聯，到現在我還難以忘懷。 因此，臺灣的辦桌活動，不僅僅是飲食活動而已，它還是臺灣歷史、經濟、社會變遷下的獨特結果，以及臺灣鄉間人民互動、並進一步建構自身文化的特殊場域。 因此，筆者論文的第一步乃是對辦桌活動進行歷史性的爬梳，企圖挖掘其與臺灣發展的密切關係；第二步則是要進入辦桌宴會中，觀察研究辦桌宴會「如何成為」臺灣鄉間人民互動、以及建構自身文化的場域。 因此，筆者欲以社區的辦桌活動為研究對象，以單一個案（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的質性研究為方法，以人文地理學的地方理論為論文輔助視角，研究在社區辦桌的各種條件與特質中，人們如何藉由身體、話語的互動來凝聚地方感、進而形塑地方的過程。 在懷舊風潮與本土文化意識的帶領下，辦桌文化被賦予不同面貌或使命來推廣在地飲食文化與協助觀光發展。 辦桌，我個人認為可以成為台灣飲食文化的美食意象，因為辦桌體現了台灣人的飲食生活，舉凡生命禮俗、歲時醮慶、親友團聚都少不了一桌「澎派」的好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