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清）王禮、陳文達，《臺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雜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1961。 （清）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卷五，〈考一 風俗/閩粵俗〉。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搭廠」（竹子搭建的棚架）。 除了辦席事宜外，主人家也得邀請賓客，通常是設宴前二、三天，以口頭方式告知親朋好友；經濟條件比較好或較有社會地位的人家則會送發請帖。 第二種是「人鬼共食」，主要呈現在祖公會、祭祀公業中的社團聚會宴，以及歲時祭慶宴裡的中元吃拜拜部分；在這當中，人們藉著祭祖後設宴的共食行為，來緬懷先人，以及藉著吃拜拜的共食行為，來與鬼建立起「好兄弟」的和諧關係。 婚宴宴客照（臺史博記錄為日治昭和時期，約1926～1945年）。 推測後方著旗袍、穿西裝繫領結的男女即為新娘與新郎，正在逐桌敬酒。 我的辦桌記憶也曾經在我的國外經歷中找到相似之場景，例如我在香港參加的「盆菜宴」。 這種起源於宋帝昺年間因其落難香港，當地居民為其準備的「黃帝菜」，沿襲至今成為香港新界圍村居民於重要祭祀或婚嫁慶典等禮儀時作為招待客人的菜餚。 跟辦桌有著相同的精神，就是一定要讓賓客吃飽喝足，展現好客之道。 唯一不同的是「盆菜宴」只有這一道主菜，不似台灣辦桌講究的是「雙雙對對、萬年富貴」的吉祥意義，而有十至十二道菜的菜單設計。 外燴 儘管只有一個用陶盆作為主菜的宴席，但這個陶盆可說是山珍海味，盡藏其中。 那些容易吸收汁液的豬皮和蘿蔔通常被擺在最下層，然後再一層一層的鋪上枝竹(豆腐皮)、魷魚、冬菇、鯪魚球和炆豬肉，最上層則是最令人垂涎的大蝦、干貝、油雞、或是燒鴨燒鵝。 尤其在新年盆菜中，一定要擺入髮菜(發財)、蠔豉(好事)等食材，以取其吉祥之意。 王志弘，〈地方意象、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1990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8，2005.06，頁 。 古來生當時的意思是，若沒有政府的刺激帶動，夕陽產業的辦桌文化恐怕要永遠沉睡。 但換個角度想，這次疫情何嘗不是隻土虱，讓業者遍體鱗傷，卻也可能是讓產業活過來的機會。 辦桌產業的困境，已不只是疫情期間個別勞工與行業紓困認定的難，而是飲食、民俗文化保存的難。 李均祥坦言，外燴產業的黃昏是市場所趨，政府能幫的有限，依舊要回歸這行業的工作者是否有心傳承。 民國90年代起，社會吹起了一股健康養生的風潮，辦桌的菜單設計也逐漸走向較為清淡、不造成身體負擔的原則。 中指出，台灣早期因物資缺乏，辦桌的菜色以吃飽為主要目的，故料理以豬肉、雞肉等肉類為主，而鴨與「壓」、「押」諧音相同，較無美意，故不列入料理的清單上。 在菜色方面，早年先民喜歡「大」、「多」，以表現主人大方，要讓賓客都盡歡的心意，但演變至今，漸漸改為較精緻、衛生的個人化設計，一人一份人人皆公平。 另外早期的辦桌桌上，還會準備打包用的塑膠袋，是因為主人希望賓客不只要吃飽，還能打包回家，以顯現主人的大方及好客。 宴席當天，所有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皆會加入辦桌的陣仗，舉凡洗菜、挑菜、切菜、端盤子以及收拾碗筷等所有的雜務，都由大家一起幫忙完成。 而辦桌型態也由鄉里互助轉變成，委由專業的「總舖師」來負責操辦整個辦桌餐飲的準備。 在教育部網站中《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對於辦桌的釋義為：「閩南方言。指外燴者到家裡掌廚，準備酒菜宴客」，漢語拼音則為bàn zhuō，現代則更多人會稱之為外燴。 現今的辦桌規模型態，要到1970年代才開始，以1980年代最為興盛。 表面上辦桌只是將料理菜餚送上賓客桌前的服務，但是其中包含了許多禁忌與禮節，不同的宴請主題有不同的菜式、不同的禮儀，包括碗筷、桌椅的陳設，都有一定的規矩，甚至從菜色上就可看出主人宴客的目的。 由於辦桌不需另外承租場地，往往頗能讓主人支付的費用如實的反應在菜餚上，加上賓客食用後會品評菜色的好壞，如果沒有達到料好、價實、味美的境界，可是端不出檯面的。 在他科技業40年的涯中，曾為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聯想（Lenovo）等科技巨頭效力。 據官方數據今（2）日公布，上海、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將近8萬人民幣，換算新台幣約34~35萬元左右，全國平均為3.68萬人民幣（折合新台幣16.3萬元）。 反觀台灣方面，主計處去年底公布全台員工薪資最高在新竹市，平均年薪為106.9萬元。 美國政府擴大制裁中國電信設備廠華為，傳出已停止核發美國企業供貨中國華為的許可證，不過中國媒體指出，美國濫用國家力量打壓華為，反而使中國的國產化進程加速，而且美國制裁華為的最新舉措，將導致正遭遇困境的美國企業雪上加霜。 （清）蔡振豐，《苑裏志》，下卷，〈典禮志/鄉約/鄉飲酒鄉約補考〉，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forty eight 種。 吳武忠、范世平、朱亭佳，〈臺灣傳統辦桌產業發展之研究〉，《觀光旅遊研究學刊》，2006.10，頁77-96。 朱亭佳、吳武忠、范世平，〈臺灣傳統辦桌產業發展之研究〉，《觀光旅遊研究學刊》，2006.10，頁77-96。 薛孟輝48歲，是台灣辧桌一級戰區的內門鄉「總鋪世家」，73歲的父親薛清己，是辦桌文化演進的見證者。 薛家父子兩代累積50多年的辦桌經驗，薛孟輝高中開始幫父親辦桌，慣用廚具是鏟子大的鍋鏟，長期料理上百人筵席，好幾斤沉的湯勺，也舉重若輕。 像我們這邊連住宿的地方也沒有，也沒甚麼餐廳，過去是幾乎沒有觀光客會來的地方，但這幾年來越來越多人過來看熱鬧，也許我們之後會思考開個餐廳，是專門供應觀光客來吃辦桌的，也可以行銷我們的地方特產，像是花生糖、龍眼乾等。 以前辦桌師傅主要是提供人力服務，由負責的刀煮師傅為客戶開菜單之後，由訂桌的客戶自己找場地、排桌椅，師傅只要人到，帶著煮菜的鍋具、設備即可，所以是支付人力的錢而已，而桌椅的擺設則客戶的鄰居都會將家裡的桌椅搬出來借用、幫忙。 曹銘宗曾以臺灣人辦喜事常用的「食豬公肉」、辦喪事的「食爛肉」(又稱封肉)、入厝的「食圓仔湯」，來稱呼不同場合的辦桌。 我們期許成為一個能促進群眾溝通、開放信息、滿足需求的新媒體平台。 本文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授權，轉載自典藏網藏品故事百寶箱，原標題為〈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人情味，辦桌文化從何時開始席捲全臺？ 中國歷史上類似辦桌行業的分工模式可以追溯到北宋，當時有所謂專門辦理民間宴會事務的「四司人」，各種細節事務都有專人負責；南宋則進一步演化出分工更細的「四司六局」。 像薛孟輝這樣中小型、無店面，也未轉型網購的外燴業者，在這波疫情中受創最深。 政府的紓困方案，薛孟輝認為申請者有限，「因為部分業者沒有營利事業登記，第一關就過不了」；至於紓困貸款，很少和銀行借錢的師傅欠缺信用紀錄，未必能核貸。 「這都是總舖師擺的攤位，現在沒得辦桌，大家還是要活下去啊！」高雄內門「四合一宴席包辦」總舖師薛孟輝扯開嗓門，一面翻炒鍋內的螞蟻上樹，一面解釋。 受疫情影響，各類辦桌筵席不是延後就是取消，有的師傅只得準備幾道「手路菜」擺攤，做點外帶生意。 吃辦桌還有一件很開心的事，在宴席開桌前，大人們大家啃著瓜子互道家常或是與久違不見的親友敘舊。 管他大人們比較著誰家小孩學校成績好壞或是工作成就如何，我們小孩子則是盡情享受著「吉利果」、「香吉士」或是「黑松沙士」等各種平常都被禁止的飲料，摩拳擦掌地等著今晚的「好料」上場。 期待著龍蝦沙拉、五味九孔、佛跳牆，還有印象深刻的紅蟳米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