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新聞稿-饗宴契約 幸福滿分－臺北市查核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 劉惠萍，〈戰後臺灣民俗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紀念婁子匡先生百歲冥誕之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5，頁1-15。 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connection）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臺大社會學刊》，第28期，2000，頁189－228。 ────，〈「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二期，1999，頁 。 W. Lawrence Neuman著，朱柔若譯，《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市：揚智文化，2000。 最後，第五章乃是結論，將由以上的研究歸納出辦桌在當代社會所具有的意義。 他認為記下辦桌菜的手藝不難，但辦桌精神的傳承，不在一次次重現菜色，而是要同時理解辦桌在節氣、民俗、生老病死當中的意義，這是推廣的努力方向。 觀賞用的牲醴祭品，根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資料，「看生（牲）」通常為組合式作品，多以歷史故事及小說傳奇為主題，以竹蔑編紮成型後，再以紙糊裝飾其外。 資深總鋪師憂心的不是自己無法討生活，而是台灣從此失去辦桌真正的宴客文化和民俗意涵。 1990年代，農民曆見紅的好日，廟口和馬路邊都是「黑松大飯店」──總舖師不論強風暴雨、橋斷路崩，都得到主家澎湃開桌。 辧桌文化的「傳統味」，不只是已成電影中如同神話的「雞仔豬肚鱉」等經典菜色，更是台灣獨有的宴客人情和民俗。 外燴 辦桌的形式分成為外燴、餐廳宴客及叫桌，外燴是到指定的指定地點現場料理，餐廳宴客則是在固定位置舉辦，叫桌則是由總舖師事先把所有料理完成後，一次性送到家中或指定地點。 不同的辦桌主題也會考慮對應的菜式擺盤，但因為我們現在的餐飲方式改變，尤其是受到吃到飽餐廳的影響，也越來越多人希望辦桌的菜色能有更多的創新。 對全台辦桌呷透透、還曾邀請北中南總舖師舉辦「台灣尾牙」推廣辦桌文化的顏震宇而言，菜餚本來就會輪替與消逝，更讓他擔心的，是年輕世代對辦桌文化的認知斷層。 「為什麼古早菜會失傳？第一是費工，第二是一代代口味改變，」台南玄饌海鮮宴會館董事長、歸仁百年「施家班」宴席團隊的第三代主廚施宗榮點出。 而舉辦辦桌的地點，往往不在華麗的餐廳裡，只要有一塊地，一頂蓬子，一張圓桌，數張椅子，就能辦桌。 因此在馬路邊、在寺廟廣場、在學校或地方活動中心，都可以是辦桌的地點；幾桶瓦斯，幾籠蒸籠，幾口鍋子，就能在一旁架起簡易的爐灶。 這時汪義勇正好到現場巡場，立刻請工作人員將布棚割破洩水，將廚具搬到禮堂屋簷下，接著袖子一挽開始捉魚。 辦桌要練就十八般武藝，氣候、場地等變因遠比餐廳複雜，每位總舖師都練就隨機應變的好功夫，但時代變遷和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總舖師陷入的不是失業、而是失傳的危機。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但他們嗅到的風向，是1,330家企業放無薪假，創史上新高，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 大約到了民國五〇年代之後，一些代工烹煮的村民開始感受到兼差辦桌的利潤比務農還要好，辦桌也就逐漸邁向專業化的進程。 從清代到民國50年代，儘管已有酒樓、菜館幫人辦外燴，但僅限於城市；農村地區偶爾有兼差幫人烹煮宴席菜餚的村民，他們不是專業的廚師，只是廚藝稍微比一般人好些，但因為能做的菜色相當有限，甚至食材都得讓主人家自己準備，因此完全稱不上是一種行業。 施家班傳承邁入5代，業界口中的「施董」施宗榮不吝牽成，安定了員工人心，提升了服務品質，對於辦桌菜色要求更是不在話下，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今天施家班招牌的屹立不搖。 陳木城，〈從辦桌文化裡探索臺灣人的拚博精神──評[鄭宗弦]《一百面金牌》〉，《文訊》，2000，頁26-27。 賀欣，〈地方的興起與「政治雙軌」的淤塞--重讀費孝通的《鄉土重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7，2004.春-夏 ，頁27-40。 民國50年代後期，臺灣逐漸邁入工商社會，隨著大量就業與都市化疏離效應的影響，鄰里間可以相互提供協助的人手逐漸減少，於是便開始出現專門承包宴席的辦桌業者，辦桌迅速成為飲食界的新興行業，到了民國60年代與70年代，堪稱是傳統辦桌產業最風光的時期。 以現今管理學的角度來看，「辦桌」即一班所謂的「外燴」，指的是專門承攬宴席包辦之飲食業者，由廚師到客戶指定的活動地點備餐，並安排完整宴席服務的一項活動，且具有時間不固定、地點不固定、人員不固定等三種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