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5 餐飲業定型化契約專區 餐飲衛生 食品 業務專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屬於日常飲食生活的「辦桌」對台灣人而言，是具有時代意義的一項常民俗文化，從出生的滿月宴，到長大成人的結婚喜宴，再到生命盡頭的圓滿桌，它結合了台灣人所有的生命禮俗，是最具台灣特色的飲食成就，也是親朋好友們聯絡感情、凝聚情感的好場合。 直至民國60至80年代經濟起飛後，則以「呷好、呷巧」為特色，養殖漁業的成功發展以及各種食材開放進口，使龍蝦、九孔、石斑魚、甚至是農業社會中視為禁忌的牛肉，都陸續出現在辦桌菜單上。 民國90年代起，社會吹起了一股健康養生的風潮，辦桌的菜單設計也逐漸走向較為清淡、不造成身體負擔的原則。 一般民家的喜宴時間多半是兩個小時結束，緊接著辦桌師會將部分特地留下來未吃的菜餚拿來作為祭品「拜場腳」（臺文正字：場跤），感謝這個棚子讓宴會圓滿完成，拜完才會「拆場」（拆棚架）。 創立於1988年，初期我們只是一間臺安醫院旁的小巧烘焙坊，但因為對自己料理手藝與食材品質的堅持，飛士蘭漸漸培養起自身的優勢與在社區的重要性，進而擁有了讓我們感到溫暖的忠實支持者。 他也曾在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修讀一年半的博士課程，後來因申請到香港理工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的獎學金而在2003年轉至香港，最後於2007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 曹銘宗曾以臺灣人辦喜事常用的「食豬公肉」、辦喪事的「食爛肉」(又稱封肉)、入厝的「食圓仔湯」，來稱呼不同場合的辦桌。 一般民眾對於辦桌的認知多僅侷限在喜喪宴客，其實，辦桌的種類繁多。 張珣，〈要葷也要素：大甲媽祖進香客的飲食〉，《第九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頁 。 宋郁玲、姜蘭虹，〈從城市「中心」到「邊緣」的「上海人」：上海市中心區拆遷戶棲居歷程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70，2008.06，頁 。 李永展、藍逸之，〈全球化、地方經濟發展與永續性：一個地方資本重建的初論〉，《規劃學報》，29，2002.12，頁17-37。 池永歆，《空間、地方、鄉土：大茅埔地方的構成及其聚落的空間性》，頁8-10、169、 、 。 劉鐵梁，〈村落廟會與公共生活秩序〉，收錄於莊伯和總編輯《兩岸民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黃麗玲，夏鑄九，〈文化、在現與地方感：接合空間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初步思考〉，收錄於《文化研究在臺灣》，陳光興主編，臺北：巨流，2000，頁27-70。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錄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 》抽印本，1988，頁95-125。 經過40多個年頭的歷練，居然還藉由國外經驗的發想，研發出全台獨一無二的「行動餐車」，成為最炫的外燴專車。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究》，第十五卷、第三期，2008，頁 。 陳偉智，〈地方史的可能性──「宜蘭文獻雜誌」十周年的一些隨想〉，《宜蘭文獻雜誌》，61，2003.01，頁62-79。 楊萬全編，潘朝陽著，〈中心──四方 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收錄於《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23期，師大地理研究所印行，1995。 您的支持將有助於《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促進多元進步的社會對話。 沒有新血接班，古早經典菜也逐漸失傳，電影《總舖師》裡的「雞仔豬肚鱉」，得將甲魚、土雞塞入豬肚裡燉3小時，因太繁瑣而幾乎沒人做；而40年前曾流行口味甜、以栗子、菱角、雞肉等製作的「栗子雞」，來到減糖養生時代，年輕師傅已不會做這道菜。 「在我父母親的年代，婚宴來說，好日子得在一年前擇定，主家以稻梗和泥土製作土埆磚，選定吉時在吉利方位做灶，」薛清己回憶。 「有次翻到我爸當年的工作日誌，整本年曆寫滿，一年辦2萬5,000桌，大日子一天10幾場，廚師凌晨出門，中午結束趕晚場，有沒有睡到4小時都不知道。」在慶典密集的農曆2、3月，以及年底嫁娶、尾牙集中的「大月」，可以出3,000桌，月營收達1,200萬元。 早期農業社會的辦桌，一方面是「共同備辦食物」，另一方面是「共同享用食物」，其中共享食物的層面，不僅是人與人之間，還包含人與神之間的連結關係。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搭場」（竹子搭建的棚架）。 中華黃頁網路電話簿刊登資訊如有錯誤或不刊登，請洽本公司客服信箱，我們將提供相關協助資訊、儘速確認更正。 在台南永康擁有「辦桌大王」雅號的汪義勇師傅，是見證台灣辦桌文化一頁歷史的重要人物。 他除了致力將傳統的文化與菜色保留下來，近年更喜歡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運用巧思結合異國料理特色，再融入辦桌菜文化，研發出獨創一格的菜式。 王秋原、趙建雄，〈地方生活圈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地理學報》，16，1993.06，頁35-59。 李豐楙、朱容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頁14。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從限制群聚、暫緩媽祖遶境開始，外燴業者訂單少了9成，總鋪大師甚至只能去便當店「打工」。 蔡昇德，《「辦桌」行業的演變：高雄縣內門鄉總鋪師的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現今的辦桌規模型態，要到1970年代才開始，以1980年代最為興盛。 表面上辦桌只是將料理菜餚送上賓客桌前的服務，但是其中包含了許多禁忌與禮節，不同的宴請主題有不同的菜式、不同的禮儀，包括碗筷、桌椅的陳設，都有一定的規矩，甚至從菜色上就可看出主人宴客的目的。 由於辦桌不需另外承租場地，往往頗能讓主人支付的費用如實的反應在菜餚上，加上賓客食用後會品評菜色的好壞，如果沒有達到料好、價實、味美的境界，可是端不出檯面的。 辦桌是最能代表臺灣在地文化的一種筵席活動，舉凡婚喪喜慶、新居入厝、彌月慶生、謝師餞行、尾牙春酒、廟會慶典、地方選舉等，都能以辦桌的形式來舉行宴請。 辦桌通常是在馬路邊搭棚、寺廟廣場、學校或地方民眾活動中心作為場地，一旁架起簡易的爐灶與備菜的桌檯，當場烹煮食材；主導筵席菜色與流程的稱為「總舖師」（南部多以「刀煮」稱之），協助備菜上菜的稱為「小工」（以女性居多，故又以「女工」稱之）。 台灣的辦桌起源，則可以追溯至清朝時期，隨著福建、廣州一代的先民一起移入台灣。 1940年代，歸仁地區若提到辦桌，在地人首選就是人稱「漢師」的施清漢。 8歲失去雙親的「漢師」，小小年紀為求有口飯吃，國民小學一畢業就跟著伯父學功夫；施家班從施清漢的阿公開始投入辦桌外燴生意，身為第三代的他，從基本功切菜開始練起，練就一手辦桌廚藝，直到70歲還在鍋爐邊烹煮，認真骨力不鬆懈的精神，奠定今日施家班宴席的基石。 人稱阿勇師的汪義勇，辦桌的菜色最重視家鄉味，以顧客熟悉的味道，抓住客人的味蕾，才能在大飯店競爭搶市之下，搶得商機，因此他的辦桌菜色，雖然洋洋灑灑可以開出好多套，卻能發現背後都有濃濃的台灣味。 外燴 借鏡國外「變形金剛」提升外燴服務28歲那年，第一次出國的汪義勇，在日本看到他們對於食物的堅持與擺盤的美學，於是有一個念頭開始在他心中發酵，那就是決定要把在地的辦桌文化更加提升，從此愛上出國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