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没有揭露，罪恶将永远持续
这本书的出版在当下时代格外重要 —— 书中揭露的秘密警察暗杀反抗者、将异议人士定为 “恐怖分子” 以施加 “合法” 迫害、监禁和致死、绑架、爆炸、跨境袭击，酷刑逼迫被捕的活动家为秘密警察做线人监视甚至杀害自己的亲人 …… 这些罪行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种国家存在着。
结束这些罪行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曝光它们。邪恶惧怕阳光，真相是结束暴政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您的国家有迫害政治异议的事件吗？您的身边有被迫成为当局线人的 “队友” 吗？您所在的地方有维稳警察吗？反抗者会被列入 “重点维稳对象” 名册吗？…… 您知道该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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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鲁思·弗斯特逃离了种族隔离的南非。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她在监狱里度过了此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这是对异议人士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一部分。
她是被根据严厉的新《九十天拘留法》被关押的第一位白人妇女。在英国流亡一段时间后，弗斯特于1970年代末搬到莫桑比克，在马普托的蒙德拉内大学担任教职。在这期间，她一直参与反种族隔离事业，尽管她从未像她的丈夫乔·斯洛沃那样拿起武器，乔当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军事部门的参谋长。
然而，在南非维稳部队的眼中，弗斯特是一个恐怖分子。1982年8月17日，他们向弗斯特的大学发送了一个包裹炸弹。她从自己的小房间里取回包裹，在办公室里把它割开 …… 当场死亡。在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学者布里奇特·奥劳克林（Bridget O’Laughlin）多年后回忆说：“她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她穿着她的红色西装外套、白色裙子和她最喜欢的意大利鞋”。爆炸将房间的一面墙完全炸毁。
对弗斯特的谋杀是由驻比勒陀利亚的南非警察（SAP）少校克雷格·威廉姆森（Craig Williamson）安排的。十多年后，1998年9月，他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 — — 一个为揭露种族隔离制度下侵犯人权行为而设立的类似法庭的机构 — — 举行的大赦听证会上作证说，他是奉其直接上司皮特·古森准将的命令行事的。“鲁思·弗斯特在情报界被称为鲁思·斯洛沃”，威廉姆森说，“她的照片也以这个名字出现在《恐怖分子名册》中。” 威廉姆森后来向历史学家雅各布·德拉米尼解释说，这位57岁的大学教授出现在这份档案中，意味着她是 “被瞄准的靶子”。
恐怖分子名册是种族隔离维稳警察对其认为是所谓的国家敌人的人的照片汇编；他们在1960年代开始收集数以千计的这些黑白照片。小说家（贝西·海德）和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克里斯·哈尼）、记者（埃里克·亚伯拉罕）和学者（鲁思·弗斯特）都进入了这些名册的页面：完全不同的人因为反对政权而被联系起来。
一旦被确定为 “恐怖分子”，他们的照片就会按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分类等因素被编入索引，并被放在一本12 x 9英寸的书中，其副本在维稳警察的走廊里秘密传阅。
德拉米尼在他的新书《恐怖分子名册》中指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时，该名册一直在制作中。那些照片一直在被增加和减少，因为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不断被逮捕和杀害”。
1966年，联合国大会将种族隔离称为反人类罪；七年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种族隔离公约》，谴责南非政府 “因……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而造成的不人道行为”。
虽然这是对该政权丑陋的公众形象的谴责，但人们对其维稳机构的隐性恐怖统治关注依旧很少：它诉诸于绑架、爆炸、跨境袭击（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其他地方）、以及行刑队。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些事件基本上都没有被曝光 — — 比如说，与智利独裁政权的暴行不同，这些暴行导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1998年被捕。最后一位种族隔离总统F·W·德克勒克在1993年甚至与纳尔逊·曼德拉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
1992年，随着立法规定的白人少数统治时代进入其衰落的最后阶段，种族隔离的官僚们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项目，抹掉了所有与严重侵犯人权有关的行动记录。人们想起了政治学家 Achille Mbembe 的论点，即：销毁档案相当于 “否认债务” 。
来自高层的命令被口口相传地传到了指挥系统；在八个月内，仅国家情报局总部就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的工业炉中焚烧了44吨纸质和微缩胶片记录。
但是，这些指示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在当时流通的大约五百份《恐怖分子名册》中，有三份在德拉米尼描述的 “毁灭狂欢” 中幸存下来了。
恐怖分子名册在种族隔离的恐怖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确定谁应该被国家绑架、折磨和杀害。
然而，在研究当代南非历史的学者中，它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对象。德拉米尼写道，它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像其他任何种族隔离时期的遗物一样，说明了南非维稳警察记录每一个已知的国家敌人的野心。”
德拉米尼令人信服的研究记录了纠缠在一起的政治和维稳历史，在这些历史中，这些名册 “作为国家权力和监视的工具出现”。恐怖分子名册这本书使今天的人们能够重新审视标志着种族隔离政策的残暴和官僚主义。
雅各布·德拉米尼出生于1973年，在约翰内斯堡东南的一个黑人乡镇卡塔翁长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一直对困扰人们讲述南非专制历史的故事感兴趣。他的第一本书《乡愁》（2009）探讨了记忆的政治地位。德拉米尼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对卡塔翁的记忆，询问像他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深情记忆可能意味着什么。书中初步形成的论点是，南非的黑人生活不仅仅是国家压迫。种族隔离制度可能无处不在，但它并不是一切。仍然有音乐、艺术、文学和邻居之间的 “互惠纽带”，使人们有可能 “想象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世界”。
德拉米尼在他广受赞誉的后续作品《阿斯卡利：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合作与背叛的故事》（2015）中谈到了一个不太亲密的话题。该书讲述了白人少数民族政权的行刑队，其工作人员由政府警察和阿斯卡里人组成：这些原本是反种族隔离的反抗者，被通过酷刑逼迫而变节或自愿改换阵营。1993年，在国家的工资单上总共有大约一百名阿斯卡利人。德拉米尼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生活：格洛里·莱福希勒·塞迪贝（Glory Lefoshile Sedibe），他是一名高级前战斗人员，1986年从斯威士兰的一个安全屋中被绑架后加入了国家的镇压反叛运动。在他40岁去世时，塞迪贝已经帮助国家暗杀和绑架了他自己的多名前战友。
《阿斯卡利》的写作是为了回应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合作者缺乏的了解；大多数阿斯卡利人的身份在维稳警察行动档案被工业级规模的纵火中丢失。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本调查性的书。然而，德拉米尼的研究也提出了关于南非政治解决的性质的更深层次的、令人不安的问题。通过谈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合作，德拉米尼让人们注意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未完成的工作 —— 它没有揭开他所说的那些 “被与我们的专制历史合作所玷污” 的东西。德拉米尼认为，这种失败的腐蚀作用是，公共领域仍然被谎言所污染。
少数与当权者合作过的人，如已故小说家马克·贝尔，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但其余的人都顺利地融入了新秩序，有些人甚至进入了高级职位。
为了强调他的观点，德拉米尼提到了彼得·莫卡巴（1959–2002），他是著名的非国大青年领袖，曾在罗本岛被监禁过一段时间，他也曾作为间谍为政权工作过 — — 这一点却不那么有名。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4年选举后，莫卡巴被任命为纳尔逊·曼德拉第一届内阁的副部长。2012年，雅各布·祖马总统追授他银质的 Luthuli 勋章，以表彰他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英勇贡献”。今天，莫卡巴在波洛克瓦内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容纳46,000人的足球和橄榄球体育场。
在《恐怖分子名册》中，德拉米尼继续探索烧焦的 “种族隔离维稳档案的残余物”。但这是一个在规模和范围上更加雄心勃勃的项目。
在《乡愁》和《阿斯卡利》中，主要评估了20世纪后半叶南非的各种发展，而《恐怖分子名册》则将时间拉得更远，延伸到了19世纪。德拉米尼告诉人们，被称为《恐怖分子名册》的东西，并没有完全形成于这个世界。在它作为 “国家权力和监视工具” 出现的过程中，有几段历史被纠缠在一起了。在追溯这份名册的起源时，德拉米尼记录了南非殖民时期的早期摄影史，从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弗里奇（Gustav Fritsch）在19世纪50年代末拍摄的被囚禁在罗本岛的科萨族领导人的照片，到警察逐渐系统性地采用的脸部照片。
德拉米尼指出，早在二十世纪初，南非警方就开始将摄影纳入其刑事调查。1912年，一个名叫 Fayedwa 的骗子在一份名为《国家》的杂志上率先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了他的脸部照片。这篇文章本身的标题是 “追踪罪犯”，它强调了指纹识别对警察工作的重要性。然后，在1913年各省警察部队合并后不久，中央鉴定局的历任局长就开始游说政府提供资金，以 “每月或定期发布罪犯 — — 专业伪造者、盗窃者、诈骗者等的机密照片通告”。到1920年代中期，一份载有数千张通缉犯照片的公报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警察局。
《警察公报》和《恐怖分子名册》之前的类似通告将罪犯确定为种族类型。总的来说，非洲人被认为是不值得信任的。德拉米尼写道，这些小罪犯 “代表了一种人类（本地人），其狡猾在政治上是无害的，即使它需要国家的持续关注”。
当南非国民党（NP）在1948年上台并迎来种族隔离制度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南非沉浸在几个世纪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中，但种族隔离也许是其最丑陋的表现。它的一系列镇压性法律旨在创造一个白人乌托邦，让原住民只是 “砍柴的人和汲水的人”。
国民党迅速采取行动，将政治异议定为犯罪；在一两年内，它通过了 “反叛国” 的立法，并禁止了南非共产党。这时，所谓的 “恐怖主义” 的语言进入了国家的词汇表。但是，德拉米尼认为，正是在1952年收紧了旨在限制黑人公民流动的、受到普遍唾弃的通行法，导致了 “南非政治和警务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
1960年3月21日，SAP向聚集在沙佩维尔警察局外的一群抗议者开火。抗议者聚集在一起，没有带通行证，俗称 “dompas”，当警察开始射击时，他们就站在那里，准备被捕。
69人被杀，数百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沙佩维尔大屠杀。
沙佩维尔大屠杀导致组织抗议活动的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PAC）被禁止。德拉米尼写道：“这项禁令以及对大约两千人的拘留，迫使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流亡”。更重要的是，该禁令导致非国大和PAC将暴力作为一种斗争形式。 1961年，非国大成立了它的军事部门，Umkhonto we Sizwe。
为了打击这种新生的反叛，国家极大地增加了警察的权力。新的镇压和防暴培训方法与立法同时出台，其中包括允许警察不经审判而监禁嫌疑人长达九十天。国家还在1967年通过了所谓的《恐怖主义法》，根据德拉米尼的说法，该法 “对所谓的恐怖主义作出了如此笼统的定义，以至于任何质疑现状的异议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行为。”
正是在这一动荡的国内时期，《恐怖分子名册》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和监视的工具出现了。从官方角度讲，这本名册只是为了记录那些未经政府许可离开南非的人。但是，随着维稳警察对政治上活跃的流亡者所构成的所谓威胁越来越着迷，它已经超出了它的目的。
对非国大和PAC的取缔将解放运动推向了地下，它们随后在国外建立了行动机构。重要的是，非国大和PAC转向暴力的同时，当时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独立斗争浪潮也在悄然兴起。
“种族隔离政府将其视为一个重大的[生存]威胁，有必要改变重点，从寻找国内的敌人转到寻找国外的敌人” ，德拉米尼写道。
Abram Tiro（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和 Adolphus Boy Mvemve（在赞比亚的卢萨卡）是1974年第一批被国家杀害的南非流亡者。
两人都是被邮报炸弹暗杀的。
他们当然是最后一个。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份名册 “在世界上的表现”，德拉米尼借鉴了线人报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档案、警方的机密信件和备忘录、以及照片。他还与退休的种族隔离特工交谈，他承认，他们的话是不可信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雅克·比希纳（Jac Büchner） — — 一位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说自己是一个 “合理的或好的审讯者” 的退役二星将军 — — 他在这里把这份名册的重要性淡化为 “不过是一个辅助备忘录，一个警察用来监控逃犯的简单工具”。然而，德拉米尼的书表明，这些名册是该政权对其政治反对派的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维稳警察定为恐怖分子的人 “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这意味着你可能在某个星期二下午死于炸弹爆炸，穿着你最喜欢的意大利鞋。
小说家贝西·海德（Bessie Head）也在这份 “恐怖分子名册” 中的出现，强调了德拉米尼关于种族隔离暴力的任意性的更大论点。
海德当时是一名记者，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就被警方拘留。德拉米尼写道：“维稳警察强迫海德做线人，监视PAC中的朋友并向警方通风报信。她精神崩溃并试图自杀”。
海德随后于1964年持 “出境许可证” 离开该国前往博茨瓦纳：这份文件给予她离开南非的合法权利，条件是她签署了剥夺她的公民身份并同意永远不回来的同意书。然而，维稳警察仍然将她的照片列入了恐怖分子名册。为什么？德拉米尼写道，我们可以寻找合乎逻辑的动机，但简单的答案是，国家给海德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没有比他们的权力可以做到这点更好的理由了。
《恐怖分子名册》追踪了南非警务工作的演变：它如何在反抗者对抗国家政治非法性的绝望中变得越来越堕落。
这里深入讲述了奥迪里尔·迈沙克·马波尼亚（Odirile Meshack Maponya）的故事，揭示了警察部队演变成了何等粗暴的野兽。
作为一名活动家和受欢迎的教师，马波尼亚在1977年加入非国大的军事部门后，他的照片被放入了恐怖分子名册。1988年4月15日，马波尼亚（Mainstay Chibuku）在比勒陀利亚的一家白人专用电影院被炸死。
维稳警察多年来一直在追捕奥迪里尔，认为他是谋杀一名执法官员的嫌疑人，他们没收了他被肢解的尸体，并将他的遗体埋在一个贫民窟里。德拉米尼写道：“警察在追捕[奥迪里尔]马波尼亚的过程中留下了破坏的痕迹”：
他们把他的父亲约瑟夫·马波尼亚变成了受雇监视其家人的线人，在1985年杀害了他的兄弟贾皮·马波尼亚，在1988年杀害了他的非国大同事斯坦扎·波帕普[并把他的尸体扔在一条鳄鱼出没的河里]，并逮捕和折磨了他的兄弟伊图梅伦和表兄蒂罗·图马内。
德拉米尼的书将真相从种族隔离制度的维稳档案残余中抢救出来，揭示了无数这样的国家暴力事件，这些事件直到现在还被隐藏着。
它所揭示的人类损失是痛苦的，但故事也有希望的一面。南非白人少数民族政权的守护者可能会在种族纯洁性的祭坛上顶礼膜拜，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由各种有意识的政治人物组成的。《恐怖分子名册》体现了这种矛盾。德拉米尼指出，按照种族划分，由维稳警察编制的数千张照片中，有黑人、棕色人种、白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人。这本名册为人们提供了一幅 “南非的世界性和民主愿景” 的画像：这正是编纂名册的人所反对的东西。
在开普敦以南7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段以伊玛目阿卜杜拉·哈龙命名的道路，他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穆斯林教士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69年，这位伊玛目被根据所谓的《恐怖主义法》被拘留，并多次遭受酷刑。四个月后，他在警方的拘留中死亡。为了掩盖他的死亡，维稳警察说他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这样的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谎言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为作家克里斯·范·维克提供了南非阅读量最大的诗歌之一的原材料：“在拘留中” 开头就是这样写的：
他从九楼摔了下来
他上吊自杀了
他在洗澡时被一块肥皂滑倒了…
没有人对伊玛目哈龙的死亡负责，也没有人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下政治活动家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的数十起死亡事件负责。雅各布·德拉米尼的《恐怖分子名册》问世之时，这种普遍的掩盖行为再次成为南非公众热议的主题。
部分原因是对尼尔·阿格特（Neil Aggett）和艾哈迈德·蒂莫尔（Ahmed Timol）死亡事件的重新调查，前者是一名医生和工会组织者，1982年2月被发现吊死在牢房里，后者是一名29岁的活动家，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路障前被拦下几天后死于警察拘留。
“作为南非人，我们即将进入一扇将重新点燃痛苦记忆的大门”，比利·莫特勒法官在重新开始对蒂莫尔的死亡进行调查时说，“这是一扇邀请我们踏上旅程的门，它将使我们所有人面对我们历史中最肮脏的部分”。
德拉米尼的调查工作有助于保持这扇门的开放，即使是在新的南非国家正在尽其所能试图永远关闭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