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信息自由到真正的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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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错过了前面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回顾：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1）- 哪些方式可以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2）- 开始收集和处理数据》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3）- 理解数据和可视化》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4）- 确保真实和确保道德的技巧》
在前4集中我们已经完成了该指南的主体部分，从本集开始我们将补充一些经验性的内容，来自成功的公民独立调查人员和组织的讲述，希望可以帮助激发您的灵感。
本集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公民调查记者 Paul Radu，他讲述了公民调查的优势。去年底一个轰动的消息是 “中国人因帮助墨西哥毒枭洗钱而被判刑”，对此类事件的调查正是 Paul Radu 最擅长的事。
不止洗钱贩毒的案件，更为普遍的是人权案件，公民独立调查的确可以通过与国际权利组织合作以获得更大的效力。
【注】RISE Project 是一家罗马尼亚非营利性新闻组织，由一群调查记者，活动家，程序员和平面设计师于2012年初创立。RISE项目使用研究技巧和技术来生成有关本地和跨境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网络的复杂调查报告。它制作调查性新闻和可视化数据库，并开发和研究数据可视化工具，例如 “可视化调查方案” 平台。Paul Radu 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一小群人就能胜过一个大型执法机构吗？有人认为可以。在警察受到国界和外交限制的地方，独立的公民调查人员可以跨越国家和大陆自由工作。在数字时代，这种灵活性使公民成为最强大的变革力量。
以下是对 Paul Radu 的访谈。
你们所做的工作与其他机构的工作有何不同？这些机构的工作都是揭露组织和个人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
PR：执法机构应该打击跨国界的有组织犯罪和腐败，但它们是国家机构。它们的工作通常只停留在本国的边界，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跨界合作。
例如，如果罗马尼亚的检察机关想与巴拿马合作，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记录，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做到。他们必须成立一个委员会，并通过外交渠道；这需要很多时间。此外，即使罗马尼亚检察官的请求到达巴拿马检察官的办公桌上，巴拿马检察官也可能有其他更紧迫的事要做。
于是，罗马尼亚检察官的要求会被归入一大堆文件的最底层，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解决。有组织犯罪可不是这样工作的。这些人的工作速度很快，他们可以很好地跨越边界，他们不在乎语言、宗教或社会冲突。他们利用所有这些东西，然后赚很多钱。
以一个在美国和伊朗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为例：你认为美国的执法部门会与伊朗的执法部门合作吗？我想不会。但对于有组织犯罪来说，对于来自伊朗和美国的犯罪分子来说，合作是非常容易的。
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的行动速度和有组织犯罪的速度是一样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复制他们的模式。我们没有他们的钱，也没有他们的工具，但我们正试图复制他们正在做的事 —— 我们试图建立自己的跨境网络，信息就是我们的货币。他们的货币是现实货币或虚拟加密货币，但对我们来说，货币是信息 —— 我们能够击垮他们，因为我们的速度非常快。
您认为执法机构会受到您的调查记者网络运作方式的启发吗？
PR：我们有时会遇到检察官，例如在会议上，他们总是惊讶于我们（采用开源情报）可以在几秒钟内获得公司的记录，它是如此简单。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工具提供给公众，因为这些工具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当然，有组织犯罪也可以使用这些工具。而检察官们，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 “哇，这太酷了”。
当然，他们无法在法庭上使用这些信息，但这将有助于他们调查的初始阶段收集信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在哪里寻找信息。而不是跑去问巴拿马的那个检察官：“嘿，你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在巴拿马有没有公司？”，他们其实可以精确地指出：“我需要这个特定公司的记录”，这样会让事情变得更快。目前他们不这样工作，他们继续用老办法思考。
另一个大问题是，执法总是止于边界。这些机构有国家利益，它们对市长、总统、政府作出反应，而不是对公民。这些官员希望迅速取得政绩，他们希望现在就解决某个问题。如果他们破获了一批可卡因，他们就会很高兴，这就是 “大案”。
但与此同时，钱却继续通过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和其他犯罪途径流向整个地区。这些钱之所以能自由流动，是因为执法机构没有能力进行调查，他们没有全面的了解 —— 他们没有看到整个情况。他们偶尔会捣毁一些犯罪网络，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该网络中的一些小娄娄关进了监狱，缺了这些小娄娄该网络仍然会生存和发展。
您对特定故事的实际了解与最终发表的调查报告之间的比率是多少？
PR：我们只向公众提供证据确凿的信息，因为当你在调查权贵和腐败分子时，会有很多利益集团在其中运作。我们总是专注于文件中的确凿证据，但当我们发布调查报告时，我们也会添加一些视觉元素，通常这些视觉化的内容比故事的文字更多。
例如，如果我们揭露某个人参与了某项腐败交易，那么在文本中，我们只包含一句话来说明这一点，但在可视化中，则包含了这个人成立的所有其他公司，他或她的同伙关系等等。
我们用可视化的方式来提供额外的信息，不做任何假设。我们包含的数据都来自公共领域；我们把它们放到可视化表述中，因为我们已经调查了所有这些细节。
调查报告的主要信息在文本中，视觉效果只是为主要信息提供支持。但有时，这也是调查性报道的问题之一，你最终使用的信息可能很少。
我们想利用更多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所有有确凿证据的东西创建可视化。有时，我们得到了很多证据，却只在书面报告中使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但其他看到你的可视化的人却能从这些额外的事实中找到价值。信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
其他国家的人会使用您的可视化报告吗？
PR：就在去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关于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在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地方投资的报道。我们还制作了他的亲信在其中拥有利益的公司的可视化调查。
在罗马尼亚的环境中，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事实证明，对奥地利人来说，这些信息非常重要。因此，奥地利公共电视台ORF与我们联系，他们说：“我们想了解更多情况，因为这些公司在奥地利很活跃”。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与某一特定地点相关的信息会有很多意义。这是我们经常玩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众包，但它并不是定向的。我们把事实公布出来，让它们可以被进一步使用。
让读者不仅可以访问您发表的调查报告，还可以访问已收集的所有资料和文档，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PR：在Rise，我们做了很多实验，并试图寻找新的方式来体现调查性报道。我们正在创造长期的故事，它们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不失去价值，因为它们是基于深入的研究。我们总是在报道中加入小型数据库或可视化，为所提及的实体编制索引，因为我们希望读者有尽可能多的切入点来了解调查性报道。
当然，现在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搜索引擎。人们都会使用搜索引擎来查询实体、名称、公司名称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调查中不仅要对所有的名称进行索引，还要将其可视化。
比如，在 Rise 项目中，我们使用了一种可视化的形式，将个人、公司、诉讼进行映射。仅仅是包含这三种类型的数据，实际上就增加了一层额外的信息，我们可以给每一个实体附加一个故事本身所没有的描述。
我们不想用这么多额外的信息来加重书面报道的负担，但如果人们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些个人、这些公司、或这些法庭案件的信息，他们依旧可以在这里找到，这是另一个切入点。
Rise 的可视化图表获得了很多点击率。其中一些可视化图还包含了我们从来源处获得的真实文件传真的获取入口。我们的理念是 “将一切可视化”，因此，Rise 计划的网站上每项调查都有这些动态的可视化。
从信息自由到真正的责任制
【注】Access Info 是一家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捍卫和促进欧洲的信息自由，以此作为打击政府腐败的工具。下面的对话来自与 Access Info 合作多年的公民调查人员 Lydia Medland。
她在这里讲述了她支持公民行使信息获取权的工作，以及近年来在 Wikileaks 和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等透明度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这一努力是如何发展的。但她强调，除了对透明度法律 “鼓掌” 之外，更重要的是正确的执行法律和确立真正的问责制。
和我们说说为什么你要选择做信息工作？
LM：因为我们希望与那些试图推动进步、创造变革的人合作。很多时候，你所掌握的信息量决定了你在推动变革时手里能有多少牌。
有了更多的信息，社区和组织就更有能力去改变他们认为必要的事，从而使他们能够生活在更加公正的社会中。
与政府主动提供信息相比，公民访问信息领域有什么好处？
LM：信息的获取不仅对公民有用，当政府以开放的方式接受信息时，他们往往发现信息对他们也有用。通常情况下，信息的获取会帮助他们重新设计和思考如何在内部进行组织。另一种有用的方式是信息发布后的意外使用。有时，当大数据集被公开后，公民调查、记者或公司会以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用的方式重新使用它。
当伦敦自行车事故的信息被发布后，市民利用这些信息构建了伦敦骑车者的热点和危险区域地图，进而告知伦敦交通局需要优先考虑哪些区域，使城市更加安全。
您如何处理信息？
LM：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是 “公民获取信息”，也称为 “信息自由”。它是关于试图获取政府信息和公共机构掌握的信息。其背后的逻辑是，政府服务于社区和公民，因此，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只属于他们。
政府掌握的信息实际上是属于人民、公民的。正如联合国、欧盟和各种国际法庭所承认的那样，公民有权获取这些信息。
我们开展了各种不同的项目，帮助公民获得这些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提出有关具体的侵犯人权行为相关信息的要求。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帮助建立平台，使公民更容易提出信息请求。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只是试图捍卫国际标准，推动制定更好的法律，使公民更容易获得信息。
过去5到10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信息在20年前，5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不知何故改变了我们谈论它的方式 …
LM：过去十年发生了很多事，过去五年可能发生的事更多。首先，互联网创造了各种可能性，为公民、活动家和政府本身打开了局面。于是，我们突然看到传统的人们开始要求信息自由，争取信息权 —— 不仅仅是要求一份文件，而是要求一整组数据。
这可能意味着，我现在可以要求一个公开的 Excel 文档，而不是通过邮局收到一封列有所需信息的信件。这意味着，我可以重新使用信息，并以比以前更强大的方式创建权利运动的倡导。
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信息获取权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印度、墨西哥等国家，东欧的许多国家，甚至是英国、奥地利、瑞士等一些中西欧国家，在2000年之前仍然不承认这一权利。那之后联合国承认它是一项基本人权。所以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共识和法律支持，可以说 —— “是的，这是一项权利，我们这些公民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政府信息”。
公民获取信息与不断增长的政府公开数据之间有什么联系？
LM：信息的获取其实是源于我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每天我们通过网络媒体和各种不同的论坛，越来越多地以网络形式来表达自己。但正如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简单说，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发生了变化 —— 它不仅仅是获取文件的权利(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把信息当作文件来处理)，而是一种获取我们使用信息的所有其他方式的权利，以及获取政府和公共机构如何持有我们信息的权利。
我们不只是想要一个单页的文件，我们想要一个开放的文件，我们可以重复使用和工作。
争取这项法律权利的人和技术专家之间有很大的协同作用，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以便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信息对他们有用。我们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需要以机器可读的格式提供信息，这样我们在起草信息自由法的时候，就会将这些要求纳入其中。
不同类型的人和社区为实现真正的、深入的言论自由而努力，这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工作。
公民信息获取有什么过人之处？
LM：也许过人之处是一种假设，即 一旦信息被发布，信息就会自己完成一切工作。但这不是事实。一旦信息被发布，它就需要被获取；如果它不能被访问，就很可能不会被使用。另一件事是，政府的数据门户，它得到了很多宣传，但有时包含的数据很少。
但您应该知道，仅仅有信息可供查阅，并不一定意味着问责的发生或对腐败的打击。我们需要与真正使用信息的人合作，以打击腐败。
让我们专注于非常特定的群体 —— 活动家。这些政府信息对活动家群体有何用处？
LM：活动家尤其需要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表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他们希望发生的。从本质上讲，他们需要一个论点背后的证据，这样他们就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不仅仅是观点，而是基于事实和证据。对于那些想在法庭上或在一个需要可信信息的环境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人来说，公民信息获取权通常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信息获取请求往往可以成为其他形式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例如，我们根据其他信息来源申请了很多关于飞往关塔那摩湾的航班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非常定性和主观的。信息公开申请的结果有时可以证实吹哨人或证人的证词或报告。它可以是使案件进入法庭的最后一件事，或使政府注意到某项运动。
在行使自由权和知情权方面，您有多深入？您会在多大程度上突破道德界限以获取重要信息？
LM：公民获取信息真的很有用的一个原因是，它不需要明显跨越道德界限。这是一种普遍受到法律保护的东西。在全世界 95 个国家中都具有某种法律认可的权利允许公民向政府索取信息，而且它往往可以让你证明你没有违反规则，因为这实际上是政府给你的信息。它已经在法律上被证明合理了。
我们有一个项目叫 Legal Leaks ，为记者服务。获取信息对记者来说是很有用的，作为补充文件，或者作为一种吹哨的替代。
在一些国家，记者获得信息的整个基础设施是基于联系人。因此，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不想和政客交朋友，也不想被当作人情来提供信息，你可以使用信息获取权。你不必为了得到它而去和政客吃饭，或者和政府中的某个高官成为朋友，以某种方式行事。
在一些国家，我们正试图改变记者和活动家获取信息的文化，打破这些阶级问题。这是一种观点的改变，有时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会对此有所帮助。
我还想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公民对信息的获取最好与大量的创意相结合。当我们在考虑信息请求时，经常会想到会议记录、或合同、或实物文件。但你也可以要求提供图像或镜头。例如，我们曾见过纪录片制作者向美国海军索取资料的案例，得到了几十年前拍摄的现已解密的原始录像，这些录像当时被用于关塔那摩湾航班项目。
我们还向空中交管人员询问航班是否经过了他们的领空，这完全是合法的信息，但可能不是你原来所想的那种信息 —— 直接通过泄漏得到的信息。
【注：简单说，她所指的是通过使用公民获取信息权分多方面收集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汇总为一个独立调查项目的证据；而不是像吹哨人所做的那样，一次性揭露一切 —— 当没有吹哨人、尤其是当权者对透明度革命的镇压力度无限上升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活动家无需因遭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工作，如果一条路堵死了，那就另辟一条路。】
如今整个世界都已经在线，公民调查也需要思考公共机构内部掌握的信息是什么形式，您可能要索取图片，索取电子邮件，或者索取他们的内部服务。
最后是向那些不以民主传统著称的国家索取信息的情况。最初我很害怕，如果我向某个国家提出信息请求，他们可能会开始研究我要干什么。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 —— “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在一个联盟网络中工作。” 从事公民信息获取工作的人真的很有网络感。有一个信息自由倡导者网络，它连接着500多个公民调查者。
所以，我通常可以发现一个请求是否会突出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任何形式的人身危险或监视。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活动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那些国家，仅仅利用知情权法，或者是信息获取法，就会让活动家们陷入危险之中。但我再次认为，这可以通过分享更多信息和与国际联盟网络合作来缓解。
那么，联合国内不承认信息访问权的那100个国家呢？
LM：对于那些没有信息获取法的国家，我们采用了几种策略。一种是为制定法律而开展宣传活动，另一种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提出索取信息的要求，并将当局拒绝提供信息的行为告上法庭。
在拉丁美洲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即 Claude Reyes 诉智利案。一些活动家要求提供信息，在这个案例中是环境方面的信息，智利政府没有给活动家任何信息。但是，这些活动家去了地区人权法院，法院承认，在智利政府的义务范围内，根据言论自由原则，智利当局应该对这一请求作出回应，而且，应该制定一项公民获取信息的法律。
因此，即使在这些国家，你也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尝试推动这一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过去十年左右从事信息自由工作的人的基本任务。所有这些工作的结果就是在很多国家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律。我们已经达到了95个国家，而且每年都会有更多的法律出台。
我们现在的第一或第二优先事项是开始监督执行工作，确保各国政府不只是为了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掌声而通过这些法律，而是真正尊重这项公民权利。
公司、私营企业和其他实体拥有大量信息，并且信息法的不总是能覆盖他们。考虑到这些公司有时比政府还要大的事实（比如美国那样），您如何处理？
LM：公民信息获取和其他工具一样，也有其限制。其中最大的限制是，虽然对于公共信息来说，它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对于企业信息来说，它却不被认可。虽然也有例外。
活动家们现在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试图推动这个界限，看看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获取企业信息的公民权利。目前，如果公司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它们可能属于信息获取法的管辖范围。例如，最近私有化的自来水公司可能很容易被纳入信息公开法的范围，所以我主张他们应该对信息请求作出回应。
但这是一个威胁，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私有化案例，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由非政府组织和公司执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南非，法律中其实有一条规定，允许在怀疑有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下提出请求。也可以要求企业实体提供可能与腐败有关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尝试并进一步推动的事，但本质上这是一种限制。
还有一些策略，你可以通过向政府索取信息来获取企业的信息。比如说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应该能够获得政府官员或者政治家的会议记录、或者议程。所以我经常可以要求获取总统在做什么，或者某个部长在做什么的议程，于是我应该能够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和大公司开会。这可能会对我的调查有所帮助，即使这是对企业的调查，而不是对政府的调查。
目前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推动更多关于公司实际所有权的信息被公开。所以公司在自己注册的时候，也必须提供该公司的实际所有人的信息。这也是我们希望开展更多工作的一个领域，试图获取世界各地公司注册的全貌。
如今吹哨平台的崛起有没有改变你的看法？
LM：也许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是 Wikileaks 。在这之后，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被推出，一个巨大的运动开始了，政府不得不显示他们的透明度和对开放数据的支持。这是解决全球围绕政府变态保密行为的辩论所引出的问题的一种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游戏规则的改变对于让更多的访问和更多的数据出现，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那就是对吹哨人的保护是否也得到了改善，这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虽然我们认为公民应该永远有获取信息和寻求透明度的权利，因为这是对黑客或吹哨需求的一种解救，但是，政府往往对保密有偏执的追求，于是我们必须强调吹哨人必须永远受到保护。
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更多的信息被公布出来其本身就有预防腐败的作用。当政客知道自己的信息将被公布时，他们就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更谨慎的决定。
您说信息不能说明一切。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信息，以及应该由谁来处理，以便一旦公开，信息就可以说话？
LM：为了确保信息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能发挥其作用，而不至于被忽视，我们可以从第一阶段开始，即 与对其感兴趣的人接触。这意味着要与专家交谈，询问信息需要以什么形式出现才会有用。
如果你的工作是为了获取人权信息，就需要与人权组织交谈，并询问 —— “这些信息在哪里帮助你们？这个工具在哪里可以对你们有用？” 这就是我们开始与调查移民拘留问题的组织合作的地方，因为这些人拥有已经在公共领域的信息，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获得可能还没有出现在公共领域的信息。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讨论信息如何有用，以及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一切公开。以有用的方式公开，而不仅仅是为了公开而公开。
而且应该有一群人在此负责，比如记者或研究人员或对该特定领域感兴趣的活动家。而且这些信息也要经过编辑，并与背景联系起来。没有经过处理的信息是无法使用的，除非是一些专家。
信息应该如何被处理？
LM：对我们来说，并非信息一出来就进行处理。对于我们创建的平台来说，例如协助公民向欧盟索取信息的 asktheeu.org，需要处理的是信息的格式。要让人们可以看到欧盟对请求的回应、透明度和回答问题的程度。也就是要展示整个过程的透明度。当你提出一个问题时，是否得到了回应？
很多时候，政府不回应，对于记者或活动家来说这是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当他们希望了解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时。这可能是一些与采矿、或石油、人权侵犯或酷刑有关的内幕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的一件事是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并问：“如果我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信息，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我获得这方面信息？” 例如你可能想在五个国家申请信息。
如果你没有从你想要的地方获得信息，你可也以说 —— “我已经从另外这四个地方获得了信息” ，“这也许是一个暗藏秘密的地方，或者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地方。”
因此它真的很有帮助。我们能够要求不同来源的信息。例如在关塔那摩湾的调查中， 如果一个航班要通过欧洲， 我们可以在28个不同的国家请求信息。
即使只有不到10个国家交出了信息，也不能称之为失败。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成功，因为调查报告不仅可以显示得到的信息，而且可以列出拒绝提供信息的所有国家，这恰恰指出了下一步调查需要关注的地方。
如今，在企业领域中存储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对于我们如何继续创造变化、对于我们如何继续支持活动家和记者的努力，都是绝对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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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