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尚且没有经历过真正民主的国家来说，比如中国，将有很多机会去获得真正的、好的民主，前提是公民能准确判断什么才是好的民主 —— 尤其是如何避免操纵干预
【注】干预选举的方法有多少种？这要看您如何定义干预了。如果您采用 “干预” 的基本概念，即 施加影响以改变一件事自然发展的可能性结果，那么它的方法可以有无数种。
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深刻处于数字时代，包括干预在内的一切行为都将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和现代科技，同时一些传统的老笨的手段正在被淘汰，因为它们太容易被抓到把柄了。
这篇文章是希望重申这一状况，它描述的是一种最基本的干预手段 —— 关于数字时代的民主最常见的问题。
📌 我们曾经在《投票可能正是民主的问题》中已经提出过这些思考，并且在《看不见的独裁》中介绍了干预的另一个手段：搜索引擎选举干预；尤其是在《没有政客的政治》介绍了一种数字时代新民主形式的实践，它可以避免这种干预。
随着旧的民主的衰落，最近几年来对新型民主形式的思考和实践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课题，很多政治学者致力于寻求方法帮助民主获得重生，以抑制专制独裁的再次崛起。我们也推荐过一些相关的书目；对于尚且没有经历过真正民主的国家来说，比如中国，将有很多机会去获得真正的、好的民主，前提是公民能准确判断什么才是好的民主 —— 尤其是如何避免操纵干预。
这就是制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它将弥补以上内容中没能充分强调的一部分，也是最普遍被实施的一部分，关于：您的所有个人数据都是政治数据，是被当权者用来干预选举的工具。
下面回顾一些书：
关于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政治心理操纵有多么的容易，下载：《任何事都能撕裂你们，这可能是有原因的》。
下载：《社交媒体是如何分化社会并破坏民主的？》
人们常说，解决社会分歧的方法就是多花时间与 “对立面” 的人接触。但塔利斯建议，要有意识地参与那些完全不受政治信念驱动的社会活动，这要如何做到？下载：《当下的新闻如何威胁民主》。
代议制民主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型的 “后代议” 民主已经诞生，并在整个民主世界伸展蔓延。这一历史变迁的标志就是我们定义和评价民主的方式；下载《旧的民主死了，新的民主将是什么样？》。
相关书籍还有很多，如果您看到好的作品并且IYP没有提供过，非常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下面的文章中介绍的是监视资本主义数据经济在选举干预中的作用，是一项调查工作 —— 显然这里指的是以本土为目标的政治目的；但您需要记得，它的用途远不限于本土，还包括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您可以在这里看到详细分析：《所有信息都是战略性的：信息地缘政治》。
您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脑、下载的应用程序、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访问的网站，都是您固有的个人隐私；这些技术让您有能力选择观看、收听和阅读哪些内容 —— 内容可以是您可能想象到的任何东西。
但是，在所有这些在线技术中，谁在捕捉您的习惯和偏好的私密个人数据？谁在使用这些数据？还有谁在定制您看到的内容？为了什么目的？他们会不会利用您的个人喜好来达到政治目的？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数字技术，政治竞选活动也早已进入了数字领域。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以您看不到或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进行的。
- 推荐～关于数字时代的选举《国王们的晚宴 — —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政变》
这并不是简单地看到一个广告弹出在您的时间线上且能够识别它是否是一个政治信息的情况。没那么简单。📌 这里有一系列隐蔽的、无孔不入的和有说服力的手段，被用来左右每个人的观点。
还记得剑桥分析公司是怎么做的吗？这类公司已经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庞大产业，远非一两家的案例。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内幕：《心理操纵的秘密：“行为经济学”+PR=？》。
政客们为什么能够如此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 正是通过利用他们长期收集的关于您的行为心理特定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监视和操纵” 专栏中的注解中写道：“监视是为了操纵，不只有放弃隐私那么简单”。
全世界的政客和政党都在使用营销、统计和心理学领域的工具和技术来推进他们的议程、宣传他们的竞选活动、并在网上影响选民。这就是新的政治运作模式。
虽然剑桥分析公司和 Facebook 的丑闻将这一问题带入了公共领域，但是，这两家公司远不是唯一利用个人数据进行政治操纵的公司。还有很多家鲜为人知但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公司和实体，一直在利用个人数据获取政治利益。
而因剑桥分析公司丑闻被推到聚光灯下的所谓 “心理测评” 仅仅只是这些公司正在使用的众多强大的数据驱动技术干预政治的手段之一，而已。
事实上，人们对这个采用数字竞选技术的庞大行业仍然知之甚少，这些技术通过分析和利用他们收集的公民的私密数据来左右公民的政治观点。也很少有监管或商定的所谓最佳做法。
Tactical Tech 是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希望超越 Facebook和剑桥分析公司，研究利用个人数据推动政治活动和获得政治权力的多种工具和方法。
为此，Tactical Tech 的研究旨在帮助选民、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了解和识别个人数据究竟是如何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
Tactical Tech 的数据与政治团队发现并研究了许多数字和数据驱动的方法，包括：语音自动电话、候选人发布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利用地理位置信息锁定选民 …… 等等。
当人们对所使用的技术的广度、深度和规模不完全了解时，很难对这一新行业进行立法和监管。通过研究和了解这个由行为者、方法和独特的选举背景组成的复杂行业，选民、政策制定者、记者、监管者、政治竞选者和技术公司，可以就个人数据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形成明智的意见和决定。
Tactical Tech 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合作，收集了从墨西哥、马来西亚到肯尼亚等很多国家的具体选举信息。📌 这项全球性的研究发现，政治 “影响力产业” 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美国或英国的案例，这些案例往往在媒体的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
Tactical Tech 记录了从选民个人数据中提取政治价值的不同技术方法和实践，确定了全球300多家以公众不了解的方式收集个人数据用于政治目的的公司。
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他们编写了一份全面的报告，对这一影响力产业的 “谁”、“什么” 、和 “如何” 进行了独特的全球比较性概述。该报告帮助民间社会行为者、政策制定者和记者识别不同形式的网络政治影响力，并帮助其他研究人员和学者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普通公众。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 Colin Bennett 教授引用了 Tactical Tech 的报告《个人数据、政治说服力、内部影响力行业》，称其为 “迄今为止关于个人数据使用和数据监控的最全面的比较分析”。
Bennett 指出了 Tactical Tech 调查的全球范围的重要性，他说：“它提醒了大家，不仅仅是美国参与其中，还有更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销他们的产品。这份报告是在关键时刻的宝贵总结。”
特别值得 Bennett 注意的是14个国家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正在许多国家的不同平台、不同社交媒体上发生 —— 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人口结构，或许还包括对隐私有着不同的期望。Tactical Tech 帮助将有价值的材料带到了当地。”
Bennett 教授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2019年的数据保护和隐私专员国际会议（ICDPPC）上，如何利用 Tactical Tech 的调查工作将这一关键问题带到国际政策领域。该会议的目的是影响政策制定者，使他们认识到监管者需要开始认真考虑对政治行为者进行监管。
这份报告也为各种政治机构的关键人物提供了信息和启示。Tactical Tech 向英国内阁办公室和上议院提交了该报告及其主要结论。在上议院的辩论中，Tactical Tech 的研究也多次被引用。英国独立机构 “宪法协会” 则表示，“从关于过去选举的报告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些报告包括 Tactical Tech 的数据和政治项目，其中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例子”。
【注：The Constitution Society 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教育信托机构，位于英格兰威斯敏斯特附近。成立于2009年，旨在促进公众对英国宪法的理解，并致力于鼓励立法者，学者和公众之间就宪法修改建议进行明智的辩论。】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非政府组织 Eap CSF是另一个这样的组织。2018年，他们邀请 Tactical Tech 在他们的 DataFest 会议上做了一次演讲。EaP CSF 开发新数字内容的专家 Iryna Velska 说，“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听众来说是全新的，它让人大开眼界，明白了这是如何运作的，并且承认了它的严重性 …… 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事一定会在我们国家发生。就影响而言，这是我们最成功的一次谈话。”
Velska 解释道，“我们的研究员要求更多关于数字如何改变社会的信息 …… 拥有像 Tactical Tech 这样精通数字技术的人是很重要的，他们可以批判性地审视数字进程、社交媒体、假新闻和选民数据的使用、以及政治人物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影响所有人。我们的活动人士从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趋势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正处于 ‘我们能做什么’ 的阶段。”
Tactical Tech 在这一新兴领域中的作用也是为调查这些问题的记者提供支持和专业知识，就如 Louise André Williams 所言，“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 … 它结合了精确的、高质量的信息，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和解释。作为一名记者，要调查这个新出现的问题真的很难，因为它是如此庞大和多样化。找到像 Tactical Tech 这样的报告 …… 就像找到了一座金矿。我已经向其他记者同行和电影制作者推荐 Tactical Tech 的网站和报告。”
Williams 目前正在为广播公司 ARTE 制作一部长篇纪录片，该片将研究选民数据的话题，以及国际上政党和候选人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与 Tactical Tech 的团队交谈，让我对这一主题有了一个概述，让我了解了全球范围内使用的工具，也让我深入了解了具体公司和网站的细节。Tactical Tech 帮我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并为我提供了纪录片所关注国家的具体组织和联系方式”，他说。
在地方一级，Tactical Tech 与世界各地从事互联网政治和数据隐私工作的主要数字权利团体、律师、学者和记者合作。他们一起详细研究了世界各地政治制度的具体做法，并编写了14份国家研究报告。
其中一个例子是阿根廷的 Asociación por los Derechos Civiles (ADC)，他们与 Tactical Tech 合作编写了关于阿根廷选举中使用数据驱动竞选的报告。
通过对阿根廷选举中微目标的探索性分析，ADC 发现阿根廷的选举司法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控制政党在网络选举广告上的支出。
为此，ADC启动了自己的项目，名为 PubliElectoral，并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追踪来自社交媒体平台的政治广告，同时维护个人隐私。
然后，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数据与 Facebook 广告库和官方记录的竞选支出报告进行对比，看是否匹配。
ADC 现在还在游说谷歌、Facebook 和 Twitter 在拉美地区分享他们的广告库。ADC 的 Marianela Milanes 说，“Tactical Tech 的工作对我们的项目极为重要。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对这个项目起到了启发作用。此外，在数据与政治研究项目的原始框架中发布的文件正是目前 PubliElectoral 工作的背景。”
- 📌 推荐一个重要的内容，把调查技巧教给您《ad.watch — 深入政治宣传的背后：关于要完成这项调查工作您应该知道的事》
Tactical Tech 的工作突出了数字技术用于政治目的的普遍性，并影响了围绕这一主题的叙述，以说明数字影响机制的多样性。由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工作，这项基于证据的研究正在被用来动员变革。该报告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使这一心理操纵产业受到新的监督。
📌 下一次当您在手机、应用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滚动消费新闻和信息时，您应该花时间考虑一下：您是如何被影响的？这些信息是否正在把您引导到某个方向？有多少内容是专门针对您提供的？这些公司和政党又是如何被监管和问责的？……
这种利用每个人的个人数据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并不是大公司建议您购买一双新的运动鞋这么简单；它是针对您的希望和恐惧进行微妙和高度定制的信息灌输，以操纵您，从而影响民主选举。
Tactical Tech 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证明，如今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个人数据都是政治数据。
下面我们摘录 Tactical Tech 报告的一部分。
什么是自动语音呼叫和移动短信？
如今，选民数据越来越容易获得，这为自动语音呼叫和手机短信服务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来接触和分析选民。这些工具还可用于收集选民的其他数据，如 他们参加竞选活动的可能性、或他们对某一特定问题或候选人的立场。
自动语音呼叫 —— 后面将称之为电话劫持：这种服务会自动拨打输入的电话号码清单，以便发送预先录制的信息，或者在技术更先进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现场通话。此外，这些先进的功能还可以通过用作调查和民意测验来增强对选民的细分。它是竞选活动中宣传候选人或政党的重要工具。
移动短信：与电话劫持一样，手机短信被用来直接向选民的手机或电子设备播放政治信息或行动呼吁。竞选活动还可以使用 WhatsApp 或其他点对点短信工具，群发信息，以及对选民进行调查。
您的数据是如何被使用的？
打电话和发短信的目的都是通过使用您最有约束力的个人数据之一：您的电话号码，尽可能直接联系到您。为了快速且符合成本效益地建立直接的关系，政治竞选活动通常将其内部选民档案或购买的数据提供给数据驱动的服务提供商，由后者帮助他们自动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
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公司还出售 **精选**的选民电话号码数据集 —— 也就是他们认为最容易被操纵也最值得去操纵的人。许多国家的竞选活动在其外联活动中依靠这些服务，特别是那些使用 WhatsApp 等大型即时通信平台的竞选活动。
数据驱动的服务正在成为现代竞选活动的技术支柱。因此，这些服务往往已经被整合到提供商的产品中了。例如，RoboCent 公司直接在宣传中写着 “可靠的选民数据，每条记录只需3美分”，包括全名、完整地址、政治面貌 (从党员到群众) 、年龄、性别、投票管辖区、电子邮件地址、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以及人口统计信息，如种族、年龄、使用的语言、教育程度等。
短信服务与此类似，它们也从现有的选民名单或其他来源的选民档案中获取和利用手机号码。uCampaign、RumbleUp 和 Relay 等服务都宣称可以在短信活动中使用用户的联系人名单，甚至可以联系 “可能成为你的事业捐助者/支持者的个人”。
这些服务还可以为政党提供电话号码。例如，Relay 允许从选民档案和选民数据库的第三方供应商导入数据，如 NGP VAN和 Political Data Inc.
电话劫持和短信服务都建立了双向对话，帮助候选人从他们所接触的选民那里收集更多信息。这两种方法都是为了收集选民数据，并对选民进行细分和量化，以增强候选人的利益。
这些技术的目的是让选民参与对话，并通过预先设定的问题了解更多关于选民的观点，这些问题可以由人、机器或两者结合提出。自动电话可以通过要求电话接收者使用键盘或语音回答问题来实现民意调查。这些数据可以被快速处理，以增强竞选活动和选民数据平台（如 NGP VAN）的数据资产。
在短信领域，以 Upland Software 的移动短信产品为例，它有一个 ‘告诉朋友’ 的功能，至少在一个政治活动中使用过，‘如果一个人发短信输入了自己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些联系人就会被加入移动名单’。
Callhub.io 的短信营销软件宣传了一个基于短信的 “广泛” 数据收集方案，该软件将 “通过一系列互动短信自动收集[选民]信息，并为每个支持者建立详细的联系档案”，以及其他几种方法自动收集和分析用于竞选的数据。
一些例子
1、在加拿大
虽然在政治营销电话劫持和短信活动中使用个人数据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但在选民信息被滥用或电话内容引起愤怒之前，这种做法很少受到媒体关注。
在2011年加拿大联邦选举中，选民资料被滥用，当时有多个选区的居民受到电话劫持骚扰的影响，在选举日散布有关投票站和投票地点的错误信息。
法院最终裁定，“用于拨打误导性电话的个人私密信息最可能的来源是加拿大保守党维护和控制的 CIMS 数据库，目前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访问过该数据库”。
2014年，一名前保守党工作人员因参与电话劫持误导选民的丑闻而被认定违反加拿大《选举法》。这名工作人员曾用一次性手机向安大略省圭尔夫市的选民拨打了几千次欺骗性的自动电话。
2、在印度
为了缩小印度的数字鸿沟，恰蒂斯加尔邦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计划，通过向学生和妇女 **免费提供低端智能手机**，部分连接其人口。
而在2019年选举前夕，这些政府发放的手机被该州首席部长和印度人民党 (BJP) 竞选活动的电话劫持政治宣传作为目标。
报告指出，这种以选民为目标的电话劫持，包括民意调查和争取投票的信息，是由一个呼叫中心发出的，而这个呼叫中心以前是由邦政府雇用的，现在正代表一个客户被用于政治活动。
此外还分析了这种电话劫持行动所收集到的数据，以 “引导党派积极分子拜访选民”，他们对反对派印度国大党有政治倾向。
作为回应，国大党向国家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认为印度人民党利用政府的选民数据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服务。
3、在马来西亚
关于马来西亚在2018年选举前大量使用选民数据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政治性的电话劫持。
Tactical Tech 的一份报告详述了 “国家人口普查部” 通过电话与选民联系的多个例子。请注意，控制拨打电话的人能够通过姓名和地区语言识别选民的身份，并询问选民有关现政府和对反对派态度的调查问题。
在另一宗个案中，一名受访者表示，马来西亚一个主要的电话中心曾与她联络，有一名身份不明的来电者询问她的投票取向、使用的投票站及投票原因。目前仍不清楚是哪个政党或实体委托进行这些电话调查、如何获得选民联系数据、或如何处理电话结果。
4、在英国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Leave.EU 运动的附属机构 Better for the Country Ltd 向50多万英国选民的手机号码发送自动短信。卫报报道称，这些手机号码的来源是那些同意接收有关休闲健身、家庭装修业务、和保险短信的选民。
2016年，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对 Leave.EU 运动罚款5万英镑，原因是没有获得这些选民的明确同意。
我怎么知道这种东西是否正在我身上使用？
通常不难判断您是否是数据驱动的电话劫持或短信滋扰活动的目标：选民很容易注意到自己的收件箱和手机被候选人的政治信息所轰炸。
通过抢劫电话和短信与选民进行大规模和直接的联系，理论上会受当地消费者保护法的监管，只有在得到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这样做；但是，这些法规在适用于这些选民宣传方法的定义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对选举活动信息传递的管制往往不如销售活动那样严格。
尽管有这些限制，总部设在美国的电话劫持和自动短信服务还是找到了利用法律漏洞的方法。
例如，未经事先明确同意，自动的轰炸式短信是不被允许的。根据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每条未经请求的短信必须有人员在场时才能发送”。而点对点短信服务依靠有实际的竞选者与目标选民进行直接对话这一事实来规避这些规则。因此，即使是向数千名选民的手机发送大量的复制粘贴回复，也不被认为是 “机器人操作”。
同样，RoboCent 还提供了所谓的 “无交互语音邮件技术”，该技术可以在目标人设备没有实际响起的情况下将预先录制好的信息发送到语音邮件，并称该服务 “为面向超过3亿移动用户的宣传打开了大门”。联邦通信委员会尚未就该技术的合法性作出裁决。
注意事项
1、电话劫持和自动短信直接利用选民的个人数据，并与选民亲密接触，以便传递竞选材料和信息，并进行民意调查和跟踪。
2、拨打电话和发短信可以被认为是政客/政党与选民之间直接沟通的一种手段 —— 这种手段最近几年才大规模出现。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延伸到竞选季之后，以保持与选民的联系，例如马来西亚政客向其支持者发送生日祝福或季节性问候。
但是，政治运动中的电话劫持和短信会加剧选民的分裂和概况化问题。
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竞选过程中，短信助长了错误信息和假新闻的扩散，例如在尼日利亚2019年大选前、或2018年魁北克选举时，都发现了基于短信的大规模诈骗，该诈骗承诺给支持者付钱。
自动电话也可以用于邪恶的目的，例如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的播客发起了对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选民的电话劫持，其中包括针对每个州的非裔美国人候选人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