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战争采取了精准针对性的心理战形式，造成了越来越偏执的圈地运动 ……
这个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正在被武器化。
从互联网到 GPS，如今许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民用数字基础设施其最初都是为了打仗和打赢战争而开发的。这就是为什么数字技术的历史与武器装备的发展密不可分。
现在，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发展的新阶段 —— 通信技术的军事化和武器化在短时间内比 *表面上* 已经变成了普通民用设施。最初，诸如社交媒体之类的在线现象似乎足够无害，但是，作为日益增长的 “网络战” 的一部分，它们如今已被重新整合到全球战场中。
也许像所有 “cyber-” 一样，“cyberwar” 一词可能已经过时了，或者换句话说，这个词无法表达出陷在危急中的复杂的地缘政治。
例如，在 Cyberwar Will Not Take Place 中政治学家 Thomas Rid 认为，“网络战” 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新战争” 一词最好理解为旧式军事干预的延续，例如 信息战、宣传战和破坏活动 —— 准确说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延伸。
但是，正如现在听起来已经有些过时的那些术语一样，重要的是要有某种方法来描述数字通信系统上以及通过数字通信系统进行的互连式和针对性攻击的新颖性。
此外军队也正在使用此术语，并直接投资于其代表的攻击类型的技术能力。正如 Stratfor 这篇文章所解释的那样，美国正在迅速从防御性转变为对进攻性 “网络” 能力的投资，收集未知漏洞（通常称为零日漏洞）并利用它们进行攻击。
2016年之前，围绕 “网络战” 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数字攻击如何对基础设施造成物理损害方面：例如，它们可能破坏电网和航空，或者干扰军事指挥与控制。
当攻击者针对文化和信息系统时，通常会假定他们专注于DDOS攻击，而不是直接将其系统本身变成武器。
Stuxnet 这种由美国和以色列制造的病毒就是这类攻击的典型代表：这种病毒通过闪存驱动器传播，感染了伊朗铀浓缩工业控制系统。 该病毒使离心机失控 — 武器化它，并造成永久性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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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6年美国大选，这种网络战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显然，俄罗斯先前已经在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展了影响力运动，以煽动社会分裂并推进其政治目标。
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网络战概念，即：使用信息和通信系统，并不是攻击物理系统，而是攻击其他信息系统（例如选举系统和媒体）。
但是，网络战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技术甚至军事问题。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也可以更轻松地将数字攻击本身作为目标并进行传播（比如故意使用安全性差的防御设施以吸引攻击，从而掌握反击的主动权），随着数字攻击的日益广泛使用，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性。
根据最近出版的《 Cyberwar and Revolution: Digital Subterfuge in Global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 Nick Dyer-Witheford 和 Svitlana Matviyenko 的说法，网络战是世界市场不断追求价值时所采取的常规手段的延伸 —— 抓住个人并以越来越混乱的方式瞄准他们。
互联网没有像那些评论员有时所声称的那般破裂。而是，“互联网终于正是它原本应该成为的样子。也许这是完美的，但并非对我们这些互联网用户而言。而是，对网络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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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在理论上说明网络战。对网络战的大多数分析都是从常规角度（国际关系、政治学或军事理论）入手研究的。但是，随着网络战已经滑向公开的战争范畴之外，理论方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和战争领域。
Cyberwar and Revolution 这本书跨越许多领域和冲突，阐明了战争、技术、政治、甚至学术之间的相互牵连。作者的中心论点是，网络战是全球范围内 “资本主义无意识” 和 “私有化与日益机械化竞争所依据的秩序固有的深刻侵略性和破坏性” 的症状。
它认为必须在更大范围内的各国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冲突中解释网络战，并最终以阶级战争的形式来理解它，对劳工阶层的压制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保留了重塑社会的能力，而资本却在更加努力地限制这种能力。
没有资本劳工阶层也可以生存，但是如果没有劳工，资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劳工是相对于资本的“自治”，理论上可以超越其结构。
竞争的“法则”和在资本主义下产生价值的手段迫使资本家追求预定的目标，而工人则可以抵制这些法则并产生新的集体形式。
这重塑了资本主义革新的本质，它不是对人类需求的回应，而是对工人抵抗的回应，将其追求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中。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大以占领越来越多的社会，它们产生了 自治主义者所谓的 “社会工厂”，它不仅利用无薪劳动来重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允许出现新的阶级意识形式。
注重劳工自治会带来新的策略和方法：突出蓝领白领工人以及有薪和无薪劳动者，包括学生和家政工人之间团结的行动；在地方一级的民主组织中，而不是将权力集中在政治先锋党派中；直接行动，包括罢工、占领和暴动。
互联网以其新的劳工提取形式（即 内容生产的 “自由劳动”）和集体性，可以很容易地与社会工厂的思想相提并论。相对于资本的劳工自治的思想同样适用于数字资本，提供一种理论上可能抵制数字资本主义力量的手段。
如果数字技术被用来使更多的生活服从于资本，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度、深度和多样性，那么它也创造了新的空间、武器和团结抵抗。
例如，Dyer-Witheford 指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在时间上（例如，随着技术的变化）和在空间上都是可变的（在硅谷 Facebook 办公室的抵抗可能性看起来与在富士康中国工厂的抵抗截然不同）并坚持将这些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
这本书则扩大了这一立场，认为当以技术为媒介的战争针对个人时，它既可以看起来像是社会斗争也可以让社会直接参与进来。
“网络战” 不仅可以描述资本家之间技术竞争所造成的持续破坏，同时还可以描述工人的抵抗策略和资本的反制战略，包括它们如何彼此交叉。
他们追踪了资本主义剥削劳动力的驱动方式如何推动了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技术的大规模采用；这些技术的使用如何推动群众运动；以及引用 Zeynep Tufekci 的 Twitter and Tear Gas, 关于威权政府如何重新使用这些网络技术。
在第二章中，作者阐明了网络战的新 “主体”，即个人用户。这种从黑客入侵程序到针对个人内部心理过程的攻击表明，网络战越来越多地采取精确针对性的心理战形式。
目的不仅是传递特定的信息来操纵特定的人，而且,还创建一个越来越偏执的围墙，其中没人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
Dyer-Witheford 和 Matviyenko 称其为数字战争的 “造雾机”。由于资本将数字网络编织到日常生活中的方式，这种迷雾可以吞噬社会或经济的任何方面，并将其转变为战场。
这些攻击的性质要求对主体如何能够做出反应进行彻底的考虑。作者认为出错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人们对特定主题的了解足够多。一些人相信理解代码就可以保护自己免于成为网络战的受害者。然而通常，正是那些最能干且联系紧密的人成为了网络钓鱼攻击、黑客和勒索威胁的最主要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那些试图纠正媒体记录中的错误信息的人：这通常会无意中扩大攻击范围 —— 扩大错误信息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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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每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既是无意识的作战者，也是无辜的平民。
网络战不能看作仅仅是别人的问题，也不能仅仅在技术甚至军事层面上解决。这意味着，面对网络战需要超越技术或军事考虑的话题，而是要瞄准使其发生的更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
例如，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将trolls作为一种影响力运作的手段，通常可以用来放大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和种族主义言论，为已经存在于特定社会中的断层线提供武器装备，并使其更加恶化。
被利用的漏洞不仅是糟糕的代码，还包括定义资本主义、种族和性别暴力的联锁力量。
这本书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网络战的兴起并非偶然。网络战是资本主义矛盾直接造成的，它不断地朝着生产过剩和劳动剥削的方向发展。
我们陷入了这种网络化的资本主义冲突体系，正如作者所说，左派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 阶级斗争的状态可以直接、简单地揭示出来，或者特定的组织形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效的 —— 就如简单地说社交媒体是好还是坏。就会错过这其中的复杂性，并忽略了网络战迷雾的不透明性。
它指出的教训是，从总体上讲，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主体以及网络战的目标和战斗人员已经超出了安全领域，不能简单地要求安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公司、网络犯罪分子和非国家行为者对安全的要求可以具有政治效力，但是，不能将其视为自身的目的，尤其是如果这些要求没有触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等等的结构时。
当我们在这些冲突中成为目标和战斗人员时，我们的社会分裂和社会态度本身就变成了安全漏洞；不应该减少到国家层面，而是应该更广泛地理解为具体的责任，它以不同方式威胁着每个人。
因此，如果我们要抵抗网络战的危险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不仅可以在技术、军事甚至政治思想层面上思考，而且，必须在整个社会和经济学层面上思考。
在这场战争的迷雾中，我们不能假设自己看得清楚，也不能假设在不同方面的行动始终可以转化为完全相同的结果。尤其需注意的是，政治和日常行动所经由的不断变化的联盟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