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系统旨在压制我们”:中国监视国家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 我们不太喜欢这篇报道

编者按:我们不太喜欢这篇报道。它和大多数企业媒体的报道一样,存在两个突出的特性:1、一谈起中国的大规模监视便重点强调新疆和香港,而对中国大陆最大范围的人口所遭受的几乎一样的监视水平轻描淡写;2、提及中国大陆时经常引述那些支持监视技术布设的舆论,而忽视抵制者。

这无疑会引起误解。从外界看来似乎 “中国大陆人不反对监视技术”,这不是事实 。

尤其是,中国之所以能有如此强大的监视技术能力,究竟是在谁的帮助下?这一问题在几乎所有企业媒体的报道中被忽略;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

但我们依然翻译了它,并添加和编辑了一些内容;因为这篇文章代表了 “主流” 企业媒体的倾向,下次再读到类似的文章时,您应该能迅速识别出其中缺失的内容。

‘The Entire System Is Designed to Suppress Us.’ What the Chinese Surveillance State Mea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每天早晨,陈太太都穿着鲜艳的紫色太极服与洪门武术团的十几名成员一起在重庆江南体育馆外练习。就在几个月前,由于她急于参加剑舞表演,而丢了钱包。“幸运的是”,一名警卫通过监视摄像头注意到了那个钱包落在公共广场上。他把钱包放到了失物招领处,然后找到了陈太太。

陈女士说:“要不是因为有这些监视相机,钱包可能就被人偷了 ……到处都有这些监视相机,让我感到安全。”

重庆是全世界范围内监视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在下面看到报告:

根据技术研究网站 Comparitech 最近的分析,横跨长江和嘉陵江的地带有1535万人口居住,在2019年此地拥有258万台监控摄像头。坦率地说,这是奥威尔式的比例,即:每5.9名公民配有一台CCTV监视摄像机。

整个城市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摄像机的视野之内。摄像机栖息在人行道上、悬停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并在购物区上方旋转。

但是重庆绝不是唯一的。根据 Comparitech 的数据,在全球监测最多的10个城市中,有8个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推出了无与伦比的社会控制体系。

面部识别软件不仅用于抓捕罪犯,而且还用来羞辱闯红灯的行人。今天的中国预示着当监控不受限制地扩散时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全世界都在追求监视技术 —— 在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面部识别技术的迅猛发展下,监视已成为大多数发达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正在将其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技术出口给世界各地的独裁政府。自由之家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公司正在向从委内瑞拉至津巴布韦的至少18个国家提供高科技监视工具。在下面看到报告中文版:

香港中文大学的隐私专家 Lokman Tsui 说:“当今的经济商业模式都鼓励人们共享数据。” 而在中国,我们看到了 “当国家追寻这些数据以对其进行利用和武器化时,会发生什么。”

联合国称,在陈女士找到钱包的西北方约1500英里处,对中国动荡的新疆地区的监视使大约100万人进入了类似于集中营的“再教育中心”。

许多人被通过计算机算法逮捕、审判和定罪,这些算法是根据监视摄像机收集的数据得出的(在某些地区每20步就装有一台监视摄像机)。

人们被迫交出照片指纹DNA、血液和声音生物特征数据,这一切都是在所谓的 “反恐” 的借口之下。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逆向工程,警察配备了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随后会自动标记某些行为。那些留着胡须、通过后门离开家、或参观清真寺的人经常被系统标记为红色,并受到讯问。

现年45岁的 Sarsenbek Akaruli 是新疆伊犁的商人,他于2017年11月2日被捕,根据他的妻子 Gulnur Kosdaulet 的说法,警方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被禁止的短信应用程序 WhatsApp,现在他仍在拘留营中。

他的妻子是邻国哈萨克斯坦的公民,曾四次前往新疆寻找丈夫,但没人愿意帮她。她告诉《时代》周刊:“没人愿意冒着被安保摄像机记录下来的风险”。

监视控制着营地生活的各个方面。 47岁的 Bakitali Nur 是新疆城镇霍尔果斯的水果和蔬菜出口商,在当局对他频繁出国出差表示怀疑之后被捕。

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说,他和另外七个囚犯在一个房间里呆了一年,所有的囚犯都穿着蓝色连身裤,被迫在塑料凳子上坐17个小时,四个海康威视监视摄像机记录他们的每一步动作。

Bakitali 患上慢性病后才被释放。但是,他又继续遭到了连续五个多月的软禁,这在前被拘留者中很普遍。

他无法离开村庄,就在他家对面也被安装了监视摄像机。每次他走到前门时,一名警察都会打电话问他要去哪里。

他每天必须向当地政府机关报告,接受“政治教育”,并写了一篇自我批评,详述他前一天的活动。

据《时代》杂志采访的工人称,由于无法上班,像 Bakitali 这样的前被拘留者经常不得不在政府工厂辛苦劳作,每天的工资只有35美分。

“整个系统都是为了压制我们,” Bakitali 说。

结果就是真正的反乌托邦。新疆的穆斯林人口不断受到压力,被要求采取中共批准的生活方式。

虽然在网上发布敏感材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但完全不使用社交媒体也会被视为可疑,于是人们分享有关国家和政党的最新消息,作为防御手段。

现在,家庭和企业有义务展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类似于朝鲜人挂金日成照片的那种方式。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的出租车上有习近平的照片时,一名维吾尔族司机紧张地回答:“这是法律。”

除了监视摄像机外,人们还必须注册自己的身份证号才能进行日常活动,例如租借卡拉OK亭。

在新疆南部的绿洲小镇和田,甚至在当地农产品市场上都设有面部识别亭。当监视系统难以识别这位西方记者的面容时,排队在后面的不耐烦的汉族妇女指责操作员:“快点,他不是维族人,让他过去吧。”

中国坚决否认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声称其监视利维坦是与 “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三大罪恶”作斗争。

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被描述为“恐怖的镇压运动”,并遭到联合国的谴责。华盛顿还开始制裁像 HikVision 这样的公司,其面部识别技术在阿拉斯加无处不在。

西方人对监视的反感更为广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诸如 Facebook / Cambridge Analytica 之类的丑闻。这些阴暗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操纵选举

中国的少数派报告监视体系 “社会信用评分” 已经全面推行,旨在塑造每个人的行为符合当权者的理想。

在拥有67万人口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荣成,每个人自动获得1000分。与邻居吵架会扣掉您5分;宠物狗打扫得不干净就会被扣掉10分。无偿献血得5分。当分数降至某个阈值以下时就将无法获得贷款或预订高速火车票。

而一些中国人却从中看到了监视的好处。 42岁的高中老师朱俊芳(Jun Junfang)分数较高,享受着诸如打折暖气费和改善医疗保健等福利。

她说:“由于实行了社会信用制度,车辆礼貌地让行人过马路,在最近的一场大风雪中,人们自愿清理积雪,以赚取额外的积分 ……”

每一种暴政都是被允许的暴政。如果没有人民的允许,恶权就无法存在。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这种侵略性的政府是令人厌恶的,人们对监视的厌恶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刻。

无论是互联网浏览历史记录、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自拍照、从健身追踪器清除的数据、还是可能记录了最亲密的卧室对话的智能家居设备 ……每个人的一切都被置于这个“监视经济”的大环境中。

Shoshana Zuboff 在她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将其描述为 “将人类经验[分解为数据]作为免费的原材料用于提取、预测和销售的商业实践。”

当涉及面部识别时,由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数据采集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抵抗力很强。

除了隐私问题之外,还有平等问题。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项研究,面部识别软件可以在99%到100%的时间内正确识别出白人男性,但是对于有色人种和女性来说,这一比例低至65%。

公民自由组织尤其对此感觉不安,因为尽管面部识别被美国警察广泛使用,但在随后的法庭文件中却很少被引用为证据。

即便在中国,人们对隐私的担忧也在不断上升。去年,已经有一位中国教授起诉了野生动物园采取的面部识别要求。见:

在重庆,一项在15,000辆出租车中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规定遭到了司机们的强烈反对。 “现在我不能拥抱我的女朋友了,也不能骂我的老板”,一位司机抱怨说。

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在通过闭路电视摄像机或社交媒体被识别后,便发现自己处于十字准线中。人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抵制监视。

抗议者戴上头盔、口罩和反光镜,为对峙做好准备;在拆除监视器之前人们用雨伞遮盖摄像头、用激光笔扰乱监视功能。

抵御摄像头的监视只是所有自我保护反应之一。 22岁的抗议者马修(Matthew)在出门之前总是把自己的手机留在家中,只带一次性手机。

他很少重复使用手机,因为每个手机都有一个唯一的“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他说警察可以追踪该序列号。

他还在不同的VPN之间进行切换,并使用现金或无法追踪的一次性信用卡为抗议相关的交易付费。他说,语音电话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

香港政府否认其智能监视相机和路灯柱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但是,隐私专家 Tsui 说:“这实际上取决于您是否信任机构。”对于马修(Matthew)来说,风险是真实而严峻的:“我们正在努力阻止香港变成另一个新疆。”

最终,随着技术的进步,即使是抗议者采取的严格自我保护措施也可能是不够的。

人工智能公司 Watrix 的首席执行官在其北京总部展示了最新的步态识别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分析数千种步态来识别50米开外的人,甚至遮盖住脸或背对镜头也能识别真实身份。

该公司称,这项监视技术已经被中国各地的警察/维稳机构所采用

毫不奇怪,对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监视技术的抵制正在全球加速。

但在中国重庆,店主李红梅只看到了监视技术 “积极的一面”。她说,她在商店内安装了六个摄像机。几天之内,她就抓住了从货架上偷牛奶的小偷。

 “中国人不在乎隐私。我们需要安全,”她说。 “这些监视摄像机仍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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