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壶战术经常被使用。活动家需要格外警惕
【注】在 “直接行动分布指南” 中我们介绍过提前勘查路线的重要性，您必须在行动之前对行动区域有充分的了解，必需在整个区域内任何地方假定会遭遇镇压者的突袭，如果某个街区对您来说没有可能的撤退方案，那么就最好放弃那个区域，绕道而行。
这非常重要。两年前我们介绍过 “水壶战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镇压手段，而且很恐怖，被围住的人几乎无法逃脱，只能遭受猛烈的攻击。
简单说，镇压者利用地势将抗议者围困住，然后从5面夹击，向抗议者人群发射弹药 —— 您没看错，是5面夹击而不是4面，因为在城市巷战中，这一地势包括从楼顶角度向地面射击。
其中包围行动被称为 “水壶”，包围后的攻击行动称为 “烧水”。如果您无法预防或摆脱水壶，就肯定会遭遇烧水。
本文是最近期发生的一次 “水壶” 镇压案例的描述，通过行动者的描述和事后的追责，您会看到一些对战方面的注意事项。我们使用【强调】标注。
去年，当几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从一辆城市公交车上跳下来、沿着游行路线一字排开时，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市中心游行。这是该市连续第五天的抗议活动，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6月2日那天晚上，抗议者和平地走到学院街和第四街的交叉口，突然，走在前面的人转身开始往回跑。站在他们前面的警察开始向前进的人群直接发射催泪瓦斯和闪光榴弹。当人们向后跑时，他们遇到了跳下巴士的警察，这些警察现在正在逼近。在几个混乱的时刻，抗议者发现自己被夹在了道路一端是警察队伍、另一端是催泪瓦斯云和两边的高楼之间。随着毒气越来越浓，人们开始尖叫和喘息。
“他们把整个抗议者队伍封锁在一排防暴警察和一堵催泪瓦斯墙之间”，正在直播抗议活动的当地记者贾斯汀·拉弗朗西斯(Justin LaFrancois)说，“从来没有人下过驱散令，也没有人说人们应该从哪里离开。镇压者用催泪瓦斯封锁了所有的出口，没有人打算穿过催泪瓦斯，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被胡椒球子弹击中。”
人群中间的人开始惊慌失措，发生踩踏。“没有出路，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助的一次”，正在拍摄抗议活动的摄影师贾斯汀·麦克尔伦说，“我试图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冷静，我从来不让自己太激动。但在那一刻，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活着离开那里。”
第三组警察驻扎在抗议路线上的一个停车场的二楼，开始向人群发射胡椒球。“我们不仅被从两侧夹击，而且还被从上面射击”，麦克尔伦说，“我因恐惧而感到反胃”。有几十名抗议者试图通过蹲在地上和爬到停车场关闭的大门下面来逃跑 — — 警方后来将这种逃生选择称为非法入侵。拉弗朗索瓦说，当抗议者最终试图离开时，警察冲向他们，再次发射胡椒球。
他补充说：“这很吓人，他们只是把你困在里面，你基本上任由他们处置”。
在与视觉调查团队SITU的合作下，记者通过将目击者和警方摄像机拍摄的录像与事件发生时的城市环境的三维数字模型进行对比，重建了当晚的事件。
这一重建提供了对同一事件的多个视角了解，表明警察故意将数百名和平抗议者暴露在催泪瓦斯和其他镇压武器之下，抗议者没有任何明确的逃生途径。这个模型，结合警察自己身上的摄像机拍下的视频，表明他们的行动是故意的，并且经过了精心的协调，尽管夏洛特市当时的警察局长声称他的手下 “并不打算造成伤害”。
夏洛特事件是全国各地警察多年来对抗议者采取的战术的一个特别残酷的例子 — — 仅在去年夏天的起义中就至少有十几次。抗议者和民权倡导者称之为 “水壶”，这种人群控制战术包括警察包围一群人，表面上是为了将他们从更大的人群中隔离出来，以便进行逮捕。在实践中，这种战术 — — 警方将其描述为 “围困”、“遏制” 或 “包围” — — 将人们困在街头，没有直接的出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人进行连续不断的暴力镇压，而不管个人行为如何。
夏洛特-梅克伦堡警察局的发言人罗伯特·图法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记者，“根据该部门的标准操作程序，禁止‘水壶’ 的做法”。图法诺补充说，在2020年6月2日之前，这种做法 “都没有被明确禁止”，但关于民事紧急情况标准操作程序的准则后来被更新，以包括该禁令。尽管如此，禁止 “烧水”却并没有写进该部门的任何公开政策中。
在警察部门，“水壶” 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管制的，包括市长和警察领导人在内的政府官员对何时适合使用 “水壶”、“水壶” 是什么、甚至是否使用 “水壶” 做出了完全不一致的解释。在警察的培训中，几乎没有关于如何减轻其伤害的指导，例如，允许被围困的人们离开的方式。
因为 “水壶” 本质上是一种不留痕迹的临时性布阵，所以很难在事后证明它的发生。因此，与其他警察战术相比，“水壶” 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谴责或法律上的挑战 —— 即使这种做法的使用已经明显激增。
【强调：活动家现场取证非常重要，因为采用这种战术的镇压者很容易在事后否认。】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爱德华·马奎尔 (Edward Maguire) 告诉记者，“观察者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催泪瓦斯、冲击性弹药、军事装备和战术的使用上。催泪瓦斯是显而易见的，有视觉上的捕捉；冲击性弹药和由此产生的伤害可以有引人注目的视频和照片作为证据，它非常直观，容易看到和被理解。” 然而，“并没有关于水壶的全国性对话”，马奎尔补充说，“根据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水壶镇压案例，人们会一次性地谈论水壶，但它并没有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关注议题被讨论”。
“我如何才能获得氧气？”
抗议发生后的第二天，夏洛特-梅克伦堡警察局长克尔·普特尼为镇压者的行为辩护。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警察有故意滥用职权的行为” 。普特尼在不到一个月后下台，他承诺进行独立调查，并公布身体摄像机的录像，以显示警方的说法”。
【强调：身体相机很可能不足信，关于为什么，见《身体相机适得其反吗？中国正在开始流行这种东西》】
警方声称，他们是在接到报告后才做出反应的，当时人群 “人数众多，充满敌意”，而且当晚有人向警察投掷瓶子。但是，据称扔瓶子的事件比水壶事件早了近一个小时，而且是在抗议活动穿过市中心的另一个区域时发生的。那些被卷入水壶的抗议者说，当警察包围他们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平静 —— 几段拍摄到的视频显示，当时人群正在高呼，并有秩序地在街上游行。
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发布了一份五页的事件审查报告，该报告主要基于警方记录和对警察的采访。但一些证人对报告中的结论提出异议。
例如，警方告诉调查人员，车库屋顶上的警察一直在向人群上方的墙壁射击，而不是直接向人射击，但记者拉弗朗索瓦回忆说，他看到有人被击中面部、颈部和肩部。一位警察告诉州政府调查人员，警察只从车库的二楼发射了 “大约5–6颗” 胡椒弹。但拉弗朗索瓦在抗议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回到现场，拍下了墙壁上至少20颗子弹的痕迹。“他们的调查是不准确的”，他告诉 Intercept。
【强调：公民独立调查非常重要。】
州政府的调查还声称，有两个出口仍然开放，供人们撤离 — — 而警察将这一结论作为证据，证明当晚警察的行动并不等同于水壶。但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街道上充满了催泪瓦斯，调查人员描述的所谓路线即便存在在人群中也是看不到的。“你看到的都是模糊不清的东西”，麦克尔伦说，“你必须要有很大的胆量，才能尝试穿越过去。”
为了离开，抗议者将不得不穿过厚厚的毒气云。“我不认为和平示威者必须穿过大量的化学制剂云才能逃生是任何所谓明确的道路”，在联邦诉讼中代表许多被困在水壶中的抗议者的律师卢克·拉格斯告诉记者说，“并没有明确的逃生道路。”
被困在水壶中的抗议者描述说，他们不得不在慌乱中对自己最安全的出路做出瞬间决定。被困在水壶中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组织者克里斯蒂·帕克特·威廉姆斯（Kristie Puckett-Williams）说：“你不应该被置于一个你必须对自己如何呼吸做出决定的位置上，我怎样才能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被胡椒弹打中？我是否要从这扇可能会压死我的门下面钻进去以进入车库？”
帕克特·威廉姆斯补充说，这些警察显然 “训练有素；他们的行动非常高效……他们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环节。”
8月底，在抗议活动发生近三个月后，夏洛特市官员公布了当晚警方摄像机拍摄的57段视频。这些视频表明，警察的行动是有预谋的，而且具有高度的协调性 — —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SITU和The Intercept对事件重建的支持。在视频中，可以听到警官详细描述了他们预定的行动。
在另一段视频中，人们听到警官为迫使抗议者 “逃跑” 而大笑。在另一个视频中，一名警官对警察向人群发射胡椒球作出评价称：“这真是太棒了！”
即使在视频发布后，夏洛特市官员也继续否认警方上演的是一场 “水壶” 战术。市议员埃德·德里格斯（Ed Driggs）反而将责任归咎于风，他说 “是风造成了在水壶中的感觉”。(Driggs 没有回应对他的评论进行详细说明的请求。)
McErlain 和 Puckett-Williams 都参与了诉讼，他们说这次经历的创伤在近一年后仍然笼罩着他们。McErlain 说：“当我们交谈时，当我重温当时的状况时，我仍然感到同样的愤怒”。
帕克特-威廉姆斯说，被卷入水壶的人留下了 “无法弥补的伤害。……我们不仅仅是害怕，我们害怕警察会把我们闷死，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控制人群
早在被警察采用之前，军队就已经采用了水壶战术，作为小部队与大部队抗衡的一种方式。这种战术的现代演变可以追溯到1979年辛辛那提的一场音乐会，当时有11人在试图进入音乐会会场时被踩死，还有几十人受伤。这一事件帮助刺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警察开发了控制大量人群的方法。1980年，一份关于辛辛那提事件的报告首次确定了 “人群管控” 这一术语，多年来，执法部门主要将这些原则作为足球比赛和其他大型活动后驱散球迷的一种方式。
但是，很快，警方开始将这种手段应用于抗议活动。第一个已知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时德国汉堡的警察包围了800多名反核示威者，将他们困在街上长达13个小时。虽然德国法院认定随后的逮捕是非法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欧洲警察经常采用这种战术。
原本作为安全引导人们通过潜在危险的过度拥挤区域的工具，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困住人们的方法。
前新泽西州警察局长布莱恩·希金斯（Brian Higgins）说：“管理人群和控制人群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他现在向联邦执法部门教授人群管理，是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兼职教授，“管理人群是能够使其不变得不可控制。如果它变得不可控制，那么我们就有了人群控制，在那里警察进来并使用其他手段。”
希金斯补充说，“烧水” 是警察干预和控制正在变得不可控制的人群的一种方式。他说：“烧水是确定人群变得激动的地方，即从和平抗议变成不那么和平的抗议的地方；它是确定闪光点在哪里，并把它从大人群中分离出去。这几乎就像切断一个火源，让它无法蔓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水壶”事件。2002年，华盛顿特区潘兴公园的警察对数百名反战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以及一些路人进行了围捕，其中甚至包括游客和至少一名脆弱的老人。“已经有好几次，被卷入水壶的人是坐轮椅的人、孕妇、孩子”，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马奎尔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做法。它真的可以诱捕那些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人。”
【强调：如果抗议者寄希望于选择一个拥挤的、充满了路人的场所进行示威活动，期待镇压者会顾及太多普通公民的存在而不敢使用极端的战术，那就错了。镇压者很可能根本不关心任何人的安全。】
第二年，芝加哥警方在一次反战抗议活动中围堵并逮捕了800多名抗议者。在2011年纽约的 “占领华尔街” 抗议活动中，警方多次使用网状围栏包围抗议者。而在俄勒冈州波特兰，2017年，以及今年早些时候，警察将抗议者困在一个水壶里，只有在他们同意被警方拍照并出示身份证后才允许他们离开。
在欧洲，镇压者也很多使用水壶战术，最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伦敦G20峰会的抗议活动，当时警察将近万名民众困在街头长达7小时。一名卖报纸的小贩伊恩·汤姆林森（Ian Tomlinson）在试图找到逃离水壶的方法时被一名警察击中而死亡，这促使官方调查得出结论，水壶是属于 “不同时代” 的 “不适当” 的战术。这起伦敦案件一直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然而，该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警察的裁决。
有计划的攻击
去年夏天，使用水壶镇压战术是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在纽约。在夏洛特事件的同一天，纽约警方封锁了曼哈顿大桥上的数百人，促使民选官员实时警告这种做法的危险性。一天后，纽约警察在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的集会上对一群和平的抗议者进行了围堵。6月4日，他们再次困住了在布朗克斯区莫特黑文社区游行的数百人。这次事件至少有263人被捕，至少有61人受伤，人权观察的调查称其为对和平抗议者的 “有计划的攻击”，是最近城市记忆中警察镇压的最暴力事件之一。
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警察依赖水壶战术围捕抗议者，但纽约警察局的官员一再否认。
纽约警察局局长德莫特·谢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作证时说，“直到抗议活动开始后，他才听说过水壶这个词，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抗议者实施水壶战术是适当的”。纽约警察局的高级官员告诉监督市政府的独立机构称，抗议者 “一般来说，在警察队列中应该而且已经得到了离开的机会”，而这一说法被很多现场公民记录的视频和证人的陈述所推翻。
11月，纽约市警察局的巡逻队长胡安妮塔·霍姆斯否认该部门曾经参与过任何水壶行动。“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霍姆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这个部门不使用水壶，它不在我们的任何巡逻指南中，也不是我们培训的一部分。” 上个月，谢在市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加倍谎称 “在纽约市警察局内从来没有教过或允许使用水壶战术”。
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则在去年表示，“水壶战术是不可接受的做法”，即使他曾多次为被指控这样做的警察辩护。
但纽约市警察局的否认只是一个语义上的否认。该部门确实使用了抗议者所说的围捕战术；它只是将其称为 “包围”。
正如 Intercept 获得的一系列内部文件所揭示的那样，纽约警察局对警察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人群控制战术训练，包括步行、骑车和乘车的警察编队。这些队形包括多种变化的水壶战术，文件显示，这些 “水壶”是在 “需要拘留一群人” 的情况下使用的。培训文件包括说明 “水壶”如何运作的图表，强调队形应该 “紧凑”，警察 “几乎肩并肩” 地排开。他们并没有提到要给被困在里面的人留出任何出口通道。
【强调：吹哨的重要性，以泄漏的内部文件驳斥官方的谎言。】
纽约警察局发言人杰西卡·麦克罗里(Jessica McRorie)中士证实，该局使用了一种被称为 “包围” 的战术，但她否认这与水壶是一码事。
在对纽约警察局在抗议期间的暴力行为的诉讼中，纽约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指责警察部门使用水壶战术，“围捕和拘留和平抗议的个人，以阻挠受宪法保护的集会”。
纽约公民自由联盟（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法律副主任莫莉·比克伦（Molly Biklen）说，警察甚至会 “否认他们在做完全公开的事，这是纽约警察局不愿意也不能监督自己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个例子”。
去年夏天以来，费城、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爱荷华州得梅因和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抗议活动中都有围捕战术的报道。虽然美国各地的警察经常对抗议者采取这种镇压战术，但官方很少承认这种战术，更不用说任何关于使用这种战术的最佳做法的国家认可标准了。
TheIntercept 调查了全国20个最大的城市的警察部门，以及其他几个报告水壶事件的城市，询问他们与这种战术有关的政策。答复的部门提供了一系列不一致的指导方针：一些部门否认他们允许使用水壶，另一些部门概述了使用水壶的限制，还有一些部门根本没有明确提及水壶。大多数部门的政策包括关于驱散令的指导方针和对抗议者宪法权利的提醒，但是，很少有部门能详细说明允许警察在管理人群时做什么。
在答复记者的警察部门中，只有圣地亚哥警察部门在其公开的指导方针中明确规定了关于水壶的政策。该政策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警察可以控制人群或部分人群，以便同时进行多次逮捕”，但同时指出，这种技术不得用于应对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为或仅仅用于驱散人群。
波特兰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承认，警察在最近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对人们进行了水壶围捕。该发言人写道：“在某些情况下，在事件指挥官的指示下，这仍然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战术”。
“人们能去哪儿？”
由于最令人震惊的警察围堵事件包括额外的武力使用，如催泪瓦斯和殴打，许多对警察行动的法律挑战都集中在这些更明确的虐待行为上，而不是促成这些行为的操纵手段上。
在2002年潘兴公园事件后提起的集体诉讼，导致与被围捕的抗议者达成了800万美元的和解；在芝加哥，法官裁定2003年反战抗议活动中的逮捕缺乏合理的理由，导致620万美元的和解。在2004年纽约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以及在波特兰和圣路易斯发生围捕事件之后，也有涉及围捕事件的诉讼。但这些诉讼大多集中在围捕后的一系列暴力行为上。
Zebrowski 说：“仅仅研究水壶本身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抽象地对其进行法律甚至道德判断，因为它总是与其他技术一起使用”。他以催泪瓦斯和暴力逮捕为例，指出，虽然这种手段可能比警察使用的其他手段 “没有那么明显的暴力”，但它经常与这些手段一起部署，其中没什么区别。
“作为一种镇压技术本身，水壶强加了一种监禁，而其中的任何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所有这些其他镇压战术的影响。因此，它几乎是在加强所有这些其他的战术”。
一些律师质疑水壶行动本身的合法性，他们指出，水壶战术危害了集会和表达的权利，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人们拘留和逮捕 —— 这可能违反了宪法对人们免于非法搜查的保护，以及违反了正当程序的权利。“在有些情况下，围捕本身会成为一种违宪行为”，纽约法律联盟的律师比克伦说，“但今年夏天，它真正的情况是，它几乎立即导致了过度的武力和违宪的逮捕。”
比克伦补充说，水壶的作用是作为一个触发器，经常导致事态升级。
Javad Khazaeli 是圣路易斯的一名律师，他曾就2017年警察对数十名和平抗议者进行围攻、殴打和逮捕的事件起诉该市和数十名警察，他认为，围攻使整个人群受到同样的惩罚，没有任何鉴别区分，他说：“在美国法律中，在你逮捕某人之前，你必须对他们的违法行为有具体的了解，不存在连坐这种情况。”。他将水壶比作使用大撒网捕捞金枪鱼，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困住受保护的物种。
Khazaeli 说，在圣路易斯的案件中，没有任何一项指控表明，在抗议一名杀害黑人的警官被无罪释放的123名抗议者中有任何人直接参与了任何财产损失或暴力。相反，警察 “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离开一个区域，警察把他们困在那里了，不让他们离开”。
一些批评水壶的人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战术可能是适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与警察可用的其他镇压手段相比时。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国际人权法教授斯图尔特·凯西·马斯伦（Stuart Casey-Maslen）说：‘如果你不允许警察使用水壶对暴力集会进行封锁，那么你会使用什么战术？…… 如果你取消了水壶，你就必须看看警察会有什么选择，而从人权角度或从潜在的死亡和严重伤害角度来看，这些选择都不是特别漂亮。”
马奎尔曾对警察进行过抗议活动应对方面的培训，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少地使用水壶，而且只有在警察发出合法的驱散命令、发出声音警告和提供有意义的离开机会之后才使用。他补充说，如果所有这些考虑都到位，警察可以合法地、尽可能有秩序地逮捕剩下的人，他指出，水壶的唯一目的应该是合法的逮捕。他强调说，即使如此，对被围困的人群使用暴力也是 “永远不合适的”。
执法部门的其他人也对水壶战术的逻辑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与它的既定目的相反。
曾在1967年暴乱中担任警察的前底特律警察局长艾赛亚·麦金农指出，警察经常会加剧他们本应化解的局势。他补充说，水壶战术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说：“如果你前方有一群警察，后方还有一群警察，那么你还能逃去哪里呢？”他指出，警察在水壶中必须做的唯一最重要的事应该是确保人们有一条安全的出路。
“如果你强迫人们进入一个他们无法撤退的场域，那么你希望看到人们做什么？难道他们应该躺下来什么都不做吗？”
应该改变的是维稳文化
在夏洛特，参与6月2日水壶事件的警察并没有被解雇。根据 Intercept 查阅的内部文件，当晚负责协调警方应对措施的两名主管，以及在公布的身体摄像头视频中被点名的两名主管，只是被悄悄地调到了部门内的不同岗位。那名被拍到粗鲁言论的警官仅仅被停职两周。
但那晚的事件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弗洛伊德的被杀事件使大部分黑人居民和警察之间长期酝酿的紧张关系再次浮现。
当晚警察对抗议者的恶性攻击引起了民选官员的广泛谴责，尽管不是一致的。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夏洛特市议会通过了一项预算，取消了购买用于人群控制的化学武器的资金。一名法官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令，限制催泪瓦斯的使用。市政府官员对该市的公安做法进行了广泛审查。CMPD承诺更新围绕驱散令的政策和程序，禁止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为所有流动的外勤部队配备了身体像机，并要求在警官积极与公众接触时激活和打开摄像机，该部门发言人 Tufano 写道。
“因为他们从未承认这是水壶战术，所以他们并没有说将来不会有水壶战术”，北卡罗来纳州公民自由联盟的高级律师伊雷纳·科莫说，该联盟也参与了对该市2020年6月2日警察行为的诉讼。
警察批评者对警告说，对政策进行零碎的修正没有意义，因为这些政策并没有对警察在整个城市的作用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更大的情况是重新评估和重新设定政府在确保社区安全方面的作用。
“你需要全面重新审视你如何看待政府围绕社区维稳所做的事。在任何时候改变任何一项政策，都不会产生必要的结果。”
它也不会抹去去年被困在水壶里的人的经历。“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公民使用非法的战争手段”，摄影师麦尔伦说。
“没有任何金钱或禁令可以改变那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被永远地改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帕克特·威廉姆斯说，“一个社区怎么可能再去信任那些为他们设下陷阱、伤害他们的人？” ⚪️
AMBUSHED BY THE COPS: WHEN POLICE DELIBERATELY TRAP PEACEFUL PROTE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