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需要考虑最终效果。当您充分投入到行动中时，效果就会逐步显现。
欢迎回来！
如果您错过了前面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回顾 —— 本指南的主体在前4集中：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1）- 哪些方式可以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2）- 开始收集和处理数据》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3）- 理解数据和可视化》
- 《如何获取、挖掘、分析各种来源的调查数据完整指南：解码秘密（4）- 确保真实和确保道德的技巧》
- 《“信息就是我们的货币”：解码秘密（5）- 公民获取信息权利运动》
Mari Bastashevski 是一位艺术家、研究者、作家、也是公民调查人员。她的作品刻意模糊了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她专注于体制性问题和从国际冲突中谋取暴利的问题，从雇佣军到大规模监控，这些在不透明的保密理由下行使的巨大权力和谋取的巨额利润，以及围绕这些问题的信息真空。在这里看到她的作品。
下面是对她的访谈，也许能帮助您从中寻找灵感。
您是如何处理千兆数据并用数据讲述背景故事的？
MB：无论我对数据做什么，我都会把它带回模拟世界，然后再把模拟数据重新放到网上。有两个主要类别的文件对我的工作过程至关重要：有用的（脚注）和无用的（对象）。前者为叙述提供信息和图解，后者是原材料，是叙述的肥料。
阿尔卡特朗讯在哈萨克电信服务器上的文件就是第一个例子：这些文件提供了一份完整的监控产品清单、投标交易的确切细节，以及对交易有帮助的经纪人和安装这些组件的电信公司的确切地址。
找到它们真的很兴奋，但一旦信息价值被提取出来，它们除了作为解码劳动本身的证明之外，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有趣。
【注：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曾经的一家电信跨国公司，总部设于法国布洛涅-比扬古。它由美国朗讯科技与法国阿尔卡特于2006年12月1日起正式合并而成。2015年4月15日，诺基亚宣布将并购阿尔卡特朗讯，而本身的铁路讯号系统业务售予泰雷兹公司，2016年11月3日并购完成，它成为了诺基亚网络的一部分。】
就乌克兰寡头库尔琴科在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后留下的碎片文件而言，这些文件没有任何信息价值，我怀疑在一个司法系统完全破产的国家，这些文件是否能带来正义。但同时，这些文件在历史和文化上都是非常有趣的物件。
在撕碎这些文件的过程中，被剥夺了权力的个人背叛了自己：他们的行为暴露了罪恶感。市民们将这些碎纸重新粘起来的劳动，是一种重新获得权利的优雅行动。这可能被证明是完全徒劳的，但这是诗。
【注：努科维奇家族企业的谢尔盖·库尔琴科(Serhiy Kurchenko) 是专门从事液化天然气交易的 “ Gas Ukraine 2009” 公司的创始人/所有者。Kurchenko 还是 FC Metalist Kharkiv 和乌克兰媒体控股集团的前任所有者兼总裁。Kurchenko 于2014年2月离开乌克兰，目前下落不明。
亚努科维奇 (Viktor F. Yanukovych) 乌克兰亲俄派政治人物，拥有俄罗斯国籍。前任乌克兰总统，曾经两度出任乌克兰总理。 2014年2月，乌克兰国会表决通过将其罢免。逃亡到俄罗斯的他宣称自己是被暴力非法夺权，是合法的乌克兰总统，并为俄罗斯所承认。】
有一次，我在贝尔格莱德为一家 “国营企业” 研究公司时，一个试图打击竞争对手的消息来源给了我一叠假的文件。
经过一些基本的取证工作就可以证实，很明显，签名是用 Photoshop 粘贴在上面的，内容栏被替换成了叙利亚。这些文档在信息价值上完全没用，但如果把信息价值放到文档中，却非常有用。我现在有一个作品，给观众呈现了三份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文件，一份是经联合国核实的，第二份是我用 photoshop 制作的，第三份是模棱两可的。
Gamma 黑客文件既带有有用的基因，也带有无用的基因。虽然许多文件仍然是加密的，但在既定国家看似匿名的实体之间的通信，完美地展示了像 Gamma 这样的公司挪用机构权力的频繁程度。
是否可以通过访问机密数据或开放数据运动来改变权力动态？
MB：我并不确定获取秘密文件、原始数据就能自动改善民主或平衡权力天平。当数据被一个或另一个秘密的 “信息部” 积累和组织起来，并由权力机构处理时，往往忽略了人为的错误，数据实际上是对民主的巨大威胁。
大规模的监控就是最微妙的例子。当然，Edward Snowden 和 Wikileaks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中付出了太多的努力，甚至至今都陷在生命危险中，以至于我们在谈论吹哨人的泄漏时往往会忘记这些恐怖的风险。
还记得吗，当时斯诺登是多么地担心，如果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发布、并关注它或理解它的意义？那是最大的失败。
【注：这就是为什么说吹哨人不是透明度革命的全部，它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是，吹哨平台需要解码这些泄漏文件，以对公众利益负责的态度 —— 即 对民主负责的态度 —— 将信息提取出来，加以分析，作为活动家动员并推动变革的燃料。见《超越透明度革命》。这正是解码秘密系列指南本身的目标，帮助人们学到处理信息的方法。】
近年来有很多不值得关注的数据转储（即 泄漏），在直接的黑客社区之外，这些转储被用来证明互联网 “被攻破了”。
婚外情社交网络 Ashley Madison 的黑客事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把随便一个成年人和他们的内裤的细节公开，能达到什么目的？那些利用这些数据来写关于男人如何不忠的文章的媒体，实际上是在滥用他们的权力，这侵犯了个人的隐私，这些人除了对他们的另一半的利益之外，没有对其他任何人构成威胁。使用该网站作为交友服务的同性社区的人们也被曝光了。那么这种泄漏到底是关于数据的力量还是只为了流量经济？
当你身处有巨大风险的地方，或者是令人情绪激烈的地方时，你如何维护自己的稳定？
MB：从我第一次独立工作的经历来看，我既幸运又不幸：当时我在调查车臣的绑架案。我并没有真正建立任何内部安全机制，我已经离真相太近了。我会和那些被采访的人一起做园艺，我还和那些后来被处决的人成为了朋友；我实际上和 Natalya Estemirova 住在一个公寓里，她在2009年被绑架和谋杀。那是一次彻底的心灵震撼。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与任何 “受害者” 合作。
【注：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 (Natalja Estěmirovová) 俄罗斯记者、著名人权活跃人士，她在俄罗斯人权组织 “纪念” 工作。2009年于车臣与印古什接壤处被枪杀。】
今天，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办公桌上进行的，翻阅书籍和文件，给别人发邮件。无论我在这个领域经历了怎样的风险和压力，都能被工作之外的生活所平衡。当然，对于任何一个过于关注全能的人来说，某些不便总是隐含在其中的，但与一些调查记者、艺术家、活动家或黑客的经历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 —— 他们因为工作和信念而被殴打、流亡或入狱。
您对项目的效果和反馈满意吗？
MB：我不期望对结果满意。我想，即便我对结果满意，我也很可能就会继续做更有挑战性的事。
你是否觉得人们对你所做的工作和你所揭露的虐待行为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
MB：改变不是线性的。它是混乱的。如果要求参与者做出任何形式的具体改变，我就必须把改变的系统简化，我宁愿不这样做。有很多艺术和新闻都把自己认定为 “善” 的载体，它们都是高高在上，虚伪的，它们把观众当成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一个观众会用作品去审视所提出的问题，在作品上停顿，形成自己的决定，是否行动，如何行动，都取决于个人，或者不行动 ——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有效的回应吗？看到一件东西意识到没有一键式的解决方案，没有互动，也要坚持看下去，这不失为一种勇气。
人们进行调查的原因有很多，你调查的目标是什么？
MB：当我开始从事 State Business 工作时，起初我对除了模板答案之外什么都没得到的事实感到非常沮丧，但这导致了我对负面研究的价值的思考，即 映射黑色空间，定位那些无法打开的隐蔽门、无法掀开的窗帘。
今天，对我来说，我找到绝对满意的答案 —— “真相” 就是我的目标，并且我要找出关于权力的某些方面的信息本身，那些保密的面纱，是如何运作的。
是什么在驱动你的好奇心？你如何选择所关注的叙事或故事？
MB：在为 State Business 挑选案例时，我对第一个案例研究立即产生了兴趣，那是一系列货运航班，将武器同时运送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双方。这是一个朋友和同事第一次偶然向我提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有趣的是 “同时” 这个词。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获利，从冲突中谋取巨额利润，他们并不关心谁最终能取得胜利，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冲突持续下去。战争继续才能财源滚滚。
再比如，Verint Israel 和 Nice Systems（现在的 Elbit）的做法无意中出色地说明了一个案例，他们在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下，与沙特阿拉伯和巴林达成了监控交易。以色列的工程师和顾问秘密出行，进入其他公民无法前往的国家。
以色列监视行业在与中东建立对话方面所做的工作几乎超过了所有国际外交努力的总和。
【注：NICE Ltd.是一家位于以色列的公司，专门从事电话录音，数据安全性和监视以及分析记录数据的系统。该公司为各个行业提供服务，例如金融服务，电信，医疗保健，外包商，零售，媒体，旅行，服务提供商和公用事业。该公司股票的主要上市地点是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
你曾提到你的研究大部分是通过访问消息来源获得的，你是如何找到这些消息来源的？
MB：我不认为你能事先知道谁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来源。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在任何项目研究阶段，我都会遇到非常不同的人物。有的人对自己处理公关危机的方式非常自豪，并想以此来炫耀；或者是那些从分享别人的秘密中得到一些好处的人。
我也遇到了真正关心问题本身的消息来源，他们是冲突行业的一部分，被困在其中，或者至少觉得自己被困在其中，特别是在监控行业里，很多人都是工程师。他们想要诉说自己的经历。
最近我在做委托研究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新的来源问题 —— 这是个悖论 —— 在这样的设定下，我获得信息的渠道应该是巨大的，但我只有同意不公开才能获得这种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观察，比如说，十名官员将就非洲一个小国的未来做出决定的会议 (这些东西对公共领域可能具有巨大的价值)，而且肯定也会对我的研究的其他地方有所帮助，但从道德上讲，我发现这非常矛盾，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如何在这些情况下进行调查工作。
你如何去接触特定的个人、公司和机构？
MB：差异很大。有时你会想：“好吧，我只需要给他们发一封公函，要一张照片，一切就会好起来。” 正如西门子的情况那样。我完全被搪塞过去了。我在基辅的乌克兰出口部遇到了另一种惊喜。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们很久也没有回复，让我觉得 “好吧，我最多只能得到一个人的采访，那将是一个低级别的国家官员，而且他们绝不会允许拍照”。
但他们随后把我请到了总公司，他们有十四个人：有退伍军人，有五十多岁的前部长，还有局长本人。他们都坐在我面前的一张圆桌上，给我在他们对面放了一把椅子。
与这些人交谈时，你认为最引人注目的观察是什么？
MB：我发现研究冲突产生的经济很有趣，它们建立在不言而喻的相互协议上，责任分散，就像它们建立在秘密上那样。这些经济是由那些经写错字的人管理的，他们互相发送食物和小猫的照片，就像其他人那样联络。当你和每一个相关的人交谈时，这一点也会变得非常清楚。政府机构和公司都是由人组成的。而更多的时候，这些人会告诉你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怎么什么都是我的错” ……，这是真的。
合作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MB：我发现和不同的集体、黑客、设计师、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合作，其实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唯一还没有完全接受专业领域之间的交叉的社区是艺术家的社区，尤其是摄影界。人们还是会走过来跟我说：“这不是真正的艺术。这是调查”；或者 “我要看那么多文字，这怎么是摄影？”
在一个我自认为是本地人的地方，遇到这种暴躁的阻力，真是讽刺。对研究者来说，这比较容易。当我第一次走进智库的环境说 “我是艺术家” 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傻眼了。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艺术家就是坐在角落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时不时地抚摸一下画布的人，而艺术则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的东西。但后来随着我们的交谈和合作，一段时间过去了，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我最近开始与荷兰的一个设计师团体 lust.nl 合作，研究如何将文件和信息来源可视化。我们有这种流畅的协同作用，作为一个作者，我仍然要做最后的决定，并对我的作品的展示负完全的责任，但在这之前，我从合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关于如何与人交流，或者说，如何从信息源的头脑中挖掘信息，这里有一份指南《在人与人之间 …… 如何从信息源的头脑中挖掘想要的情报 — 完整指南》。⚪️
Mari Bastashevski: From gigabytes to stories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