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场病毒危机不仅是生物危机，而且是深深的政治危机
- 高科技、民族主义政治和亿万富翁阶层推动了新型的政治经济。它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冠状病毒及其政治战斗人员将全世界当成了人质，因此有必要仔细审查大流行发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
许多分析都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诸如医疗保健之类的公共服务的拆除和市场化，我们现在为此付出了代价。
该病毒基于西方公司和中国工厂的全球生产网络，证实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破产，使病毒传播到全球 ……新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也许是绝症。
话虽如此，新自由主义之死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宣布过一次了，尤其是在2007–08年金融危机之后。然而，新自由主义很快就比以往更加强大。此外，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逻辑。
冠状病毒提供了一个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取消数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使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的重要职业获得应有的赞赏。
不幸的是，正如 Naomi Klein 在“The Shock Doctrine” 中所详述的那样，危机也为既定秩序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以实现在正常情况下难以想象的雄心壮志。
疫情爆发前的全球政治经济是由全球亿万富翁阶层、寡头技术平台和*不*自由的民族主义政治的崛起所定义的，它们共同推动了新的（地域）政治经济重组浪潮，我称之为“新” -不自由主义。那么冠状病毒对这种新现状有何影响？
“新常态”
除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外，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也经常被描述为新自由主义现状的破裂。但是与2008年之后一样，2016年的余波也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对公司和富人实行更多的减税措施，对环境和金融实行更多的管制，对公共服务的更多削减，即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签名政策。也就是说，兜售相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中间派不同程度地执行了先前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时，中右翼致力于进步政治，以换取中左翼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自2016年以来，中右翼之间出现了新的同盟，后者的主流由于美国共和党和英国保守党等中右翼党派稳步激进，从而放弃了他们过去对 Tariq Ali 所谓的“极端中心”的承诺。
尽管中右翼政党共同创造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但自那以后，他们就重塑了自己成为民族主义挑战者，以应对 “全球主义” 现状，他们习惯性地将其称作为左派。
在先前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导致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民主控制的限制后，由特朗普和他的模仿者领导的当前的民族主义浪潮是由政治上的*非*自由化的努力来定义的，肆意寻求取消自由民主制衡的体制设置，立法和司法部门受到了渴望权力的行政人员的约束。
从学术界和媒体到非政府组织，更广泛的社会反抗力量也受到了攻击，以及对一系列宪法权利和/或基本权利的攻击，限制了自由行使绝对权力。
尽管这种发展预示着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但政治上的*不*自由化最终仍然维护 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笼罩地位，这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目标。
新*不*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与一种病毒相提并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越来越类似于其他地方的不自由政体和（竞争性的）威权政体。
在匈牙利和波兰的*不*自由主义政权正在感染整个新自由主义欧盟，尤其是由于欧洲人民党（EPP）提供的中右政治掩护，新*不*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构成了全球现象。
例如，巴西和印度最近在不拒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情况下接受了政治不自由化，而中国和俄罗斯的不自由化同样收紧了他们的独裁统治。
除其他外，团结这些政权和其他政权的是分裂民族主义的动员，各种各样的政治 “强人” 操纵国家宪法适应其意愿，通常会推翻多元化的政治空间，同时掩盖国民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各自的新自由主义界面。
全球资本主义
为了掌握新不自由主义的兴起，我们需要追溯到千年之交，在这一时期，推动新*不*自由主义综合发展的各种事态势均力敌。
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引发了极右叙述逐渐主流化之后，2001年的特点是中国加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世贸易组织（WTO）。
中国加入WTO的举动预示着由高盛经济学家 Jim O’Neill 当年创造的著名金砖四国 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首字母缩写所体现的更大的地域变化。
O’Neil 预见到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更加强劲，并呼吁西方领导人将主要的非西方国家纳入主要的治理平台，并在此后十年通过将二十国集团（G20）提升为世界领先论坛来实现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除了寻找新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外，2000年代的特征还在于金融离岸世界的崛起 —— 一个由避税天堂和保密管辖区组成的领域，大公司和富人在此秘密存放现金和财产 —— 在千年之交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央操作系统。
从那以后，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离岸资金纷纷涌入伦敦等城市，点燃了对房地、足球俱乐部、媒体集团和政治影响力的消费狂潮。
除其他外，离岸世界还助长了壮观的公司欺诈，例如导致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Enron）倒闭的事件，该公司的欺诈手段被各种西方银行复制粘贴，为十年后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
追溯到千年之交的最终关键发展是数字平台的诞生。
Google 发明的监视资本主义正如 Susanna Zuboff 所说的 “充当单面镜的自动化体系结构”，此后，监视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致力于行为监控、操纵和修改的全球性机器，并不断地将自身与资本积累的核心逻辑紧密结合。
- 《谷歌控制的世界和监视资本主义》这篇文章中有书籍下载链接
至关重要的是，数字化加速了上述趋势：数字化不仅推动了全球资本向离岸匿名转移，而且还通过 YouTube 和 Facebook 算法扩大了极右翼叙事主流。
就像无形的离岸世界一样，在没有诸如2001年《爱国者法案》之类的反恐立法的支持下，监视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所谓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动荡的雷达之下的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出现了根本性的全球性、离岸化、数字化和金融化的超级资本主义。影子银行、幻影投资和黑钱等描述甚至不足以说明它们作为新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的作用。
这个新世界是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的 “家”，这些公司与其他（空壳）公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司结构网络，其主要最终所有者构成了全球大约两千个个人和家庭组成的全球亿万富翁阶层。
- 《动物农场的世界》
因此，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与寡头政治日益融合的世界。
由于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惊人增长，超级富豪和国家政权的寡头垄断不仅定义了俄罗斯或海湾地区的精英阶层，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定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像科赫兄弟这样的亿万富翁有效地接管了共和党。
除了经济复苏以外，2010年的定义是金融和技术部门的日益融合。
在政治经济学家 Daniela Gabor 标记为 “华尔街共识” 的发展模型中，在 G20 框架内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适应性中，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已开始接受金融科技（fintech），而其对个人数据的无限渴望是金融化监视资本主义的原材料。
至关重要的是，在硅谷长期享有全球技术垄断地位的地方，2010年代见证了中国大型技术公司的到来，争夺全球统治地位 —— 即 高堡奇人。
西方金融游说者表达了对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之类的中国平台的担忧，他们将其形容为所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都 “卷入” 了中国共产党（CCP）的严格控制之下。
这些担忧并非没有根据：Facebook 在构建全球加密货币时遇到许多困难，中国中央银行已经开发了自己的 “替代方案”，而中共最近下令中国的银行和科技平台都要采用它。具体详见如下。
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话说：“美国必须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否则我们的财政领导地位就无法得到保证”。
尽管世界其他地区稳步购买了中国技术，但其他 “金砖四国” 却接受了（部分）中国的数字战略。（不止那3个国家）
- 《他们将中国视为榜样：泄露文件揭示政府间谍机构如何利用冠状病毒推动大规模监视的内幕》
- 《当谈到数字威权主义时，中国是一个挑战，但不是唯一的挑战》
- 《泄漏文件证实：有更多的美国科技巨头支援中国庞大的监视国家》
例如，2014年印度14亿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拥有银行帐户，而此后到目前这一数字已超过10亿。
也就是说，这些银行帐户与生物识别个人数据紧密有关，批评家们将此政策视为纳伦达·莫迪（Narenda Modi）将印度转变成印度教民族主义监视国家的政治议程的一部分。
- 关于印度《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监视国家》
总体而言，在冠状病毒成为首个新闻头条之时，纽约时报针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未来确定了三种相互竞争的构想：中国人在 “快速行动并具有破坏性” 而不考虑隐私权和公民权利；欧盟试图围绕隐私和同意提出道德观点；而美国则处于中间位置。
民族主义列宁主义
尽管 “快速行动，打破常规” 对于习近平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但应该记住，这一理念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硅谷，在那里寻求豁免胜过乞求许可。就如既有行业、惯例和流程的中断定义了 Uber 这样的平台，其运作无需考虑任何法律或基本礼节。
此外，随着西方新*不*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哲学也进入了政府。
例如，最好将英国退欧理解为不断破坏既定的政治惯例和程序的过程，从回避的新闻发布会到非法关闭议会。正如经济学人指出的那样：“保守党” 的破坏性战略和硅谷一模一样。
自千年之交以来，猖獗的数字化已经破坏了一系列成熟的行业，并在金融危机后将目光投向了现存的金融体系，而2010年代的标志则是高科技对既定政治的渗透。
自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崛起以来，Facebook 和 Google 就将自己的员工安置在美国的政治竞选活动中，此后，围绕这些平台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技术参与者生态系统：就在专用的机器人和巨魔农场旁边，现在存在着一个致力于主流极右叙事的媒体网络。
- 对 Facebook 政治旋转门的开源情报挖掘《深层政治：Facebook金字塔的人形肌理 — — 仅仅依靠开源数据，扒开利维坦的内裤》
- 对谷歌政治旋转门的开源情报挖掘《追踪谷歌的政治旋转门：开源调查》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国亿万富翁 Robert Mercer 资助的、由身份主义煽动者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领导的 Breitbart News。
无论是像 NewsCorp 这样的全球性公司参与者，还是美国国内的公共广播公司，既有媒体对极右叙事的采用，都将右翼文化大战带入了大众媒介政治的既定舞台。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其他关键参与者还包括数据分析公司，例如 Cambridge Analytica（CA 剑桥分析公司），以及美国科技业亿万富翁 Peter Thiel 拥有的 Palantir Technologies。
- 关于剑桥分析公司《心理操纵的秘密：”行为经济学”+PR=？》
创始人 Alexander Nix 与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以及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是校友，都是精英学校的学生，Thiel 不仅很享受作为特朗普顾问，而且还喜欢担任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 Facebook 董事会成员，他使该公司免于对政治广告的实施核查。
美国记者 Jane Mayer 在谈到 “福克斯新闻白宫” 以强调特朗普与全球第二大媒体巨头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指出，在数字时代，全球第一位 Twitter 总统也可以被称为 Facebook White House，即 特朗普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媒体大亨启用的数字化病毒式大众传播的方式。
正如特朗普的数字竞选经理所说：“如果没有 Facebook，我们就不会赢”。
新不自由主义的全球兴起被科技公司的指纹所覆盖：WhatsApp 介导的meme帮助 Jair Bolsonaro 在巴西掌权、菲律宾的 Rodrigo Duterte 则是 Facebook 政治能力的早期采用者。
而且，一旦掌权，这些 “强者” 就像那些破坏性的技术首席执行官一样，在破坏自由民主的同时，还使用监视工具来固定自己的统治：例如，在印度，最近发现加密的 WhatsApp 被黑客入侵，从而使莫迪能够追踪其政治对手。
- 在这里看到《政府能否摆脱其在公民身上使用WhatsApp间谍软件的嫌疑？》
- 同样的事在中国发生《警告：WhatsApp文本流中的恶意链接》
但是，尽管以色列间谍软件和俄罗斯黑客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跨境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要充分掌握数字时代的政治可能性，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北京，在北京，数字技术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新自由主义与*不*自由政治控制相结合，中共一直是世界上新*不*自由主义的先锋之一。
专家称，中共的执政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一种奇妙的结合，此前中国拒绝了法国和俄罗斯革命的意识形态。
至关重要的是，拒绝两个主要的解放运动 ——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 正是西方极右翼的追求。换句话说，在新*不*自由主义下出现的是全球意识形态的融合。
试想一下：在2015年所谓的欧洲 “难民危机” 高峰期，这加速了极右派叙事在整个西方呈现高峰，新*不*自由主义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 “ Alt-Right” 用语，贬义词如 “白左” 在整个博客圈中突然出现且非常普遍。
自2016年以来，这种民族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混合体在西方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通过诸如 America First 之类的民族主义项目；英国退欧是在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指导下进行的，例如班农或鲍里斯·约翰逊的顾问 Dominic Cummings。
在另一位共产主义者 ——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 的引导下，极右翼文化大战引发了这些破坏性的列宁主义者崛起，他们着眼于破坏自由民主和法治。
为此，他们假装代表 “人民的意志”，并毫不留情地破坏了自由民主的核心基础设施，将其主要机构定为 “人民的敌人”、“破坏者” 和 “叛徒”。
用亿万富翁阶层的偶像 Bannon 的话来说就是：“列宁想摧毁国家，这也是我的目标。我想让一切崩溃，并摧毁今天的所有机构。”
Alibamazonia
经济学家 Branko Milanovic 预测，在二十一世纪，两种类型的政治操作系统之间将发生全球性冲突 —— 由美国领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与由中国倡导的政治资本主义 —— 实际上，两者已经大体融合。
简而言之，中国和非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末的几十年中效仿美国和西方的形象在经济上开放，而今天，您可以试探性地认为，美国和更广阔的西方在政治上正在效仿中国式的封闭。
这个新的结合就是新*不*自由主义，它解释了 Thomas Piketty 所说的 “重商本土主义”，即 新自由主义和身份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结合。
新*不*自由主义的兴起还表明资本主义重心已经转移：在传统外围国家的某些地区稳步假定了传统核心国家的特征的同时，西方目睹了资本主义重心的逆转，正如已故的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描述的半外围化。
用 Martin Wolf 的话说就是：“随着西方经济在收入分配方面变得越来越拉丁美洲，他们的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拉美”。
历史学家 Neill Ferguson 曾经提到 “ Chimerica” 以强调世界两个超级大国 —— 中美 ——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今天，您完全可以看到一个被称之为 “Alibamazonia” 的轮廓：二十一世纪技术民族主义国家帝国联盟，即民族主义 “强人” 与数字平台之间的全球联盟 —— 高堡奇人。
这种关系是共生的，因为数字监视的推出就是设计来回击自由民主的，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不*自由政治的统治。
用 Susanna Zuboff 的话说就是：“监视资本主义比其新自由主义源代码所预测的更加趋向于统治化…… 其反民主的集体主义野心表明，它是一个无法满足的孩子，正在吞噬年迈的父亲。
确实，数字化和监视不仅破坏了史密斯的竞争市场，而且，还破坏了洛克的私有财产概念，并最终威胁要取消对个人自由的所有保障。
除了预示着从西向东的地域性转移外，联合国（UN）最近与中国的微信（Tencent）签订了一份合同，以简化其数字通信，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还预示了国家层面和全球规模的根本性重构，分别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改变了前者的形象，同时，后者目睹了域外向数字化和离岸领域的转变，导致私人资本主义力量大举崛起，蚕食了国家和国际体系。
这是西方新*不*自由主义兴起的最平庸的解释：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有效地树立起了西方形象，新*不*自由主义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最终赢家寻求购买并私有化政府本身的时刻：“新自由主义的最终边界” 。
冠状病毒大流行
尽管冠状病毒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丧钟，但是应记住，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高度易变的意识形态 —— 装备精良，可以利用自身的失败来发展自己。
换句话说，如果新自由主义快要死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慢动作的消亡：其中一些在千年之交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确定即将死亡，而新自由主义无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失去了自我解释的光环。
因此，尽管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仍然以中间派的共识来推进，但它已经变得更加专制。
在2016年，中间派共识崩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经济计划由果断的*不*自由政治进行，问题是今天的冠状病毒是否会终结该经济计划。其关键支柱，如全球资本流动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仍然屹立不倒。
此外，尽管很可能会制定新*不*自由主义政策来遏制病毒传播，例如实行资本管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可能是暂时的措施。
话虽如此，如果冠状病毒被证明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丧钟，甚至金融时报都在暗示，它证明了是对新*不*自由主义核心特征的祝福。例如，该病毒被认为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起诉，它助长了自由民主的倒退和数字监视的大规模推出。
的确，对于全世界的人造列宁主义者和高科技亿万富翁来说，这种病毒是最终被利用的破坏性事件。在共和党人利用疫情立法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情况下，也不应低估特朗普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大流行病的程度。
许多 “强人” 都在拥抱病毒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维克托·奥尔班（VictorOrbán）愤世嫉俗地利用该病毒来加速匈牙利从自由民主制向非自由专制的转变，而欧盟再次寻找另一种方式，从而确认了其自身已经被新*不*自由主义腐蚀。
在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大规模测试能力以追踪病毒并摆脱社会封锁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都降低了隐私立法以便以数字方式追踪病毒，其中包括西班牙等左翼联合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病毒导致新自由主义著名的 TINA 口头禅的重新启动 ——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 在生命危及关头，谁在乎深远的监视？
正如 Jamie Bartlett 所说，“迫在眉睫的反乌托邦是由智能机器和 “进步的” 但专制的技术专家组成的新兴精英所统治的空壳民主。
苹果和谷歌模仿中国金融科技国家的核心特征，联手允许政府追踪该病毒，而美国政府已承诺推出数字支付作为冠状病毒救援计划的一部分。在下面看到详细报告。
实际上，该病毒是科技公司的金融财富，就如 Thiel 的 Palantir 已与英国国家卫生局（NHS）签订的那项巨额合同，以优化数据管理。
在应对病毒的第一批行动中，Dominic Cummings 邀请所有大型科技公司来到唐宁街。如《连线》杂志所述：“‘for Cummings it’s big tech versus bad virus’”。 Palantir目前正在与欧洲各国政府进行谈判。
在全球范围内，该病毒正在促进当权者使用位置数据和面部识别技术来跟踪所有人的行踪，从而促进了数字应用程序的开发。如上面报告所示。
在印度，莫迪的追随者正在强迫公民每小时进行一次自拍，以追踪他们的下落，并监视违规行为，违规将导致强制隔离检疫。
这样一来，冠状病毒就有可能加深以大规模的监禁计划为特征的新*不*自由主义的丑陋面孔，从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到在地中海和美墨边界被无限期关押的难民。
尽管大流行尚未蔓延到全世界的贫民窟和难民营威胁到最脆弱人群的生命，但是，对以发达医疗体系为特征的发达世界对这种病毒的松懈反应正在使新自由主义的隐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令人震惊地暴露出来。
随着新*不*自由主义的兴起预示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这种流行病很可能会被用来重新连接世界上的旧操作系统。
中国会否清算其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世界超级大国究竟会加剧战争威胁还是会妥协，还是我们已经在考虑新定居点的轮廓了？随着世界经济跌宕起伏，而且最坏的情况仍在发生，许多中小型企业都面临破产，而亚马逊和极少数其他大型寡头技术公司正在大规模扩展其业务。疫情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资本主义还活着吗？……
尽管我们可以预计可能发生什么，但是，最大的社会破坏之一是传统社会的交流、亲密关系和联系的丧失，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关在家里，被迫进入数字接口，不断将数据泄漏到扩展的监视资本主义机器上。（在下面看到具体内容）
尽管暂时别无选择，但是我们最好能确保抓住时机：破坏性病毒为社会的重新编程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前景 —— 无论情况好坏。免得我们忘记这场危机不仅是生物危机，而且是深深的政治危机。⚪️
Neoliberalism is over — welcome to the era of neo-illiberalism